康海（1476 —1540），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沜东渔父、浒西山人，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正德初，刘瑾专权，慕同乡之才，屡相招，康海不从。后李梦阳因事忤刘瑾下狱，康海乃谒刘瑾，“设诡辞说之”，明日梦阳得释。瑾败，康海坐党附刘瑾遭黜，从此仕途一蹶不振，家居终老。

　　因莫须有的罪名，从万人称羡的康状元沦为逆党，以有为之年处无事之时，人生起落太大，于其散曲创作影响极大。康海“谢事山居”（《沜东乐府序》）后开始散曲创作，自称：“曩予尝著《沜东乐府》，凡林泉之乐若颇具矣。顾景物所触，则亦莫能自已，必随时赋事，被之管弦，以达其趣。”（《沜东乐府后录序》）感受了宦途叵测，体验了山水可亲，康海因此创作了大量否定仕宦功名、赞美隐逸林泉之乐的散曲：

　　坐朱帘小轩，歌白雪朱弦。呼儿展纸写诗篇，愧才疏思浅。吟风弄月佳无限，行眠立盹情非倦，看山玩水兴悠然，这清闲似仙。（［正宫·醉太平］《南斋漫兴八首》其七）

　　功名富贵他胡嗑，逍遥散诞俺生活。（［醉太平］《五十六作》）

　　人生七十古来稀，受用了便益。争名争利枉呆痴，其中味，参透了自家知。（［小梁州带过风入松］《饮酒作》）

　　将功名富贵之虚妄和逍遥散诞之闲乐对照起来写，这是散曲习见的手法。散曲一体，经由元人的陶铸播扬，“避世—玩世”构成其精神主调，于是宦海险恶之讥、隐逸林泉之乐、人生虚幻之叹、饮酒作乐之劝充溢其间，蔚为大宗。在这方面，康海无疑不脱元代前辈作家的藩篱。但康海的悠游林泉，并不是主动的“避世”，而是因“谩论讥说，略无忌畏”（《与彭济物》）而遭人忌惮、排挤所致。所以在诗酒风流的背后，康海欠缺那份滑稽玩世的心态，却多了一份“恨填胸，冤彻骨”（［南吕·骂玉郎］《丁卯即事》）的悲愤冤屈。所谓“黑也由他，白也由他”（［双调·折桂令］《庚辰夏晓起临镜戏作》），是要将块垒消解于林泉的宽慰语，更是冤屈莫能辩白的激愤语。究其底，他根本不能忘怀时事世局:“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国家者，岂所忍居？”（《与王子衡》）所以他关切“丁卯岁，那厢正奸臣放党；戊辰年，这厢痛慈亲弃养；庚午秋，怎防乞良儿乱攘”（［仙吕·点绛唇］《丁酉岁书怀》），他痛斥“玉阶昨夜妖星见，排正直，宠奸权”（［南吕·骂玉郎］《丁卯即事》）。

　　面对奸佞当道的局面，康海抨击刘瑾惯于“假装幺，胡捏鬼，大欺天”（［南吕·骂玉郎］《丁卯即事》），直指刘瑾是历史上的李斯和赵高。曲作又借汉成帝时朱云请尚方宝剑斩佞人张禹之头的典故，感慨自己未能亲自锄奸，空有三国时祢衡疾恶如仇的英雄气。可见，康海固然是裹挟着一股愤懑不平之气去讥世、讽世，但终究不忘救世、淑世。近人任讷曾指出康海散曲有“三失”，其第三失曰：“其中极热极怨，而表面以解脱之语盖之，时觉捉襟露肘，展其全集以观，无非愤世乐闲两类之作，而志趣并非真正恬淡，根本有异于元贤。”（《散曲概论·派别》）“其中极热极怨，而表面以解脱之语盖之”，“志趣并非真正恬淡”云云，与其说是缺点，毋宁说是特点乃至优点。正是解脱语之下的极热极怨，异于元贤之真正恬淡的志趣，才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的康海。这是康海散曲的可贵之处，也可以说是明代散曲最富有时代特征和战斗精神的地方。

　　康海散曲常将自己无辜遭黜的愤懑与讥弹时事的感愤结合起来，在仕宦叵测的感慨中作“怎生得平地里惹风波”（［越调·寨儿令］《漫兴》）的自我反省，借由“千古豪华梦中”（［天净沙］《方山道中》）的人生虚幻抒发个人情志：

　　忆蓬莱奏赋前年，不揣庸愚，岂系迍邅。髫首穷经，丹心奉日，白璧成愆。语句狂合遭罪谴，性情真索免跻掀。行止虽天，暗想终冤。本是个借剑君游，浪做了依伾宗元。（［双调·折桂令］《浒西别业偶然作》）

　　数年前也放狂，这几日全无况。闲中件件思，暗里般般量。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徯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饮中闲咏》）

　　那些当日奉承巴结奸佞的小人没有得到惩罚，自己“丹心奉日”，为救友而拜谒奸佞，怎么就成了党附权奸，落得个“白璧成愆”呢？怪就怪自己“语句狂”、“性情真”啊。

　　如上所述，仕宦险恶、避世隐逸、人生虚幻、及时行乐之类的内容，几成散曲套路，元代曲家摇笔即来，于是千篇一律，渐失个人面目。而康海的散曲，“描写其个人之生活，表现其个人之性情、风格、理趣”，以自己为中心，“那里面有作者个人的性情襟袍”（郑骞《景午丛编》下集页216，上集页209）。过于关注个人生活，固可能有气象偏狭之陋，却避免了空洞苍白的感喟——没有个人性情的贯注，散曲抒写的吊古、隐逸等都很难摆脱这一缺陷。作为陕人，康海的粗豪狂放、率直刚方又让其散曲不会流于偏狭和小家子气。

　　康海有散曲别集《沜东乐府》、《沜东乐府后录》，但以往康海散曲的研究，主要依据《沜东乐府》二卷及任讷所辑《沜东乐府补遗》一卷。谢伯阳编《全明散曲》，从一些散曲选本和小说中增录五套套数，赵俊玠编《沜东乐府校注》，又从《尧山堂外纪》补辑两首小令。2004年，陈靝沅在台湾发现被认为久已亡佚的《沜东乐府后录》二卷。这本散曲别集刊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或稍后，收录185首小令（含4首带过曲）、82套套数。据此合计，去其重复，康海散曲作品现存433首小令（含20首带过曲）、117套套数（含3套带过曲），合计550首（套）。这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本所知康海散曲作品的数量。

　　新发现的《沜东乐府后录》原文，陈靝沅曾在《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2期和第4期）上予以披露。现在陈先生以台湾所藏明刊《沜东乐府》和《沜东乐府后录》为底本，参校诸本，博采众长，加以笺注，附录相关研究论文两篇，并由孙崇涛先生审订，汇成《康海散曲集校笺》一书。可以说，本书是康海散曲作品最为完备精详的整理本。欲了解词场才子康状元其人其曲，一个迅捷有效的途径是阅读这本小书；欲研治散曲文学，这本小书也必有不小的裨益。

　　（《康海散曲集校笺》，［明］康海著，［新加坡］陈靝沅编校，孙崇涛审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