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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学者的睡虎地秦简研究 发布时间：2010-3-19 0:00:00 作者：[日]工藤元男

　　我的论文集借助曹峰先生、广濑雄先生之力，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感到无比高兴。而且，此书是在中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是极其光荣的事。借此机会，我对自己为何要撰写这部论文集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真正投身睡虎地秦简研究，是在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之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中国相继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牍资料，不仅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一般日本人对其关心度也很高，有报纸曾在第一版予以大幅介绍。尤其是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特征的研究，是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以东京大学西定生先生、早稻田大学栗原朋信先生为代表，许多学者竞相在此领域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1970 年岩波书店刊行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４卷“古代４”可以得到反映（以下简称《讲座》）。我们这些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进入大学后，先读《讲座》，然后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讲座》刊行的年代，还在上世纪70 年代出土文字资料出现以前，因此，除了过去已经发现的居延汉简等资料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依据传世文献史料得出的成果。就在这部总括战后东洋史学成果的《讲座》刊行后不久，报道了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消息，因此，我们对这批资料的期待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睡虎地秦简的问世，揭开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展开新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帷幕，恐不过分。　　睡虎地秦简这批新资料出土后，或许中国学界也是如此，日本的学界掀起了一股秦简研究的热潮，我就是急切投身其中的一人。当时，日本的大学中，好几个睡虎地秦简研究会先后成立，有不少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以秦简为主题作研究报告。我进入研究生院后所作的第一个研究报告《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内史》（第76 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78 年11 月12日，已收入本书），就是这种学界潮流的产物。接着我又发表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都官》（第78 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80 年11月9日，已收入本书）。当时我对睡虎地秦简的研究，集中于和以秦律为中心的法制资料相关的领域。有的人利用新资料，是要证明他们自己依据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历史形象。而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是想以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对过去的学说作批判性的检验。就这样，对于新资料的反应因年龄而有所不同，唯一共同的是大家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秦律等法制资料上。　　睡虎地11 号秦墓不仅出土了法制资料，还出土了称为《日书》的占卜书。对于这些资料，日本的历史学者大多不太关心，我自己最初也是如此。我开始关心《日书》，是因为在池田温教授主持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律令制研究会”上，和大櫛敦先生一起负责研读《日书》。这成为我深入探究《日书》的契机，研究对象从秦律转换到《日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能否建构起一个可以同时讨论秦律和《日书》的共通的“场”。过去对睡虎地秦简的使用方法，过分集中于秦律等法制资料，研究《日书》者仅限于古文字学或思想史方面的人。然而，既然是同出土于11 号秦墓中的简牍资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应该存在着可以通观睡虎地秦简全局的视角。我在此采用的是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法。就是说，在秦占领统治下的南郡这块区域，统治者秦和被占领者楚是如何对峙的？秦法是如何渗透到楚的基层社会中去的？或者说，由于受到习俗的抗拒，秦法被迫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我设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通过“法和习俗”的视角来展开讨论，进而试图对生存于基层社会的人的心性作出分析，对他们日常的精神世界作出可视化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但至少还没有人依据这样的方法论、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睡虎地秦简，我想，这就是本书对学界作出的一点贡献。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和社会》，[日]工藤元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 月出版，估价3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0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