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的《沧浪诗话校笺》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新”版的《沧浪诗话》整理研究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从“最新”这个角度，客观地说，它至少应该体现出不同于之前问世的各种整理研究本子，且这种不同，应包括校与笺两个方面（从该著书名看），也即整理和研究两个层面。从张健的这本《校笺》（以下均此简称）看，笔者以为，它完全体现了与之前各种整理研究本子不同的自家特色，在笔者看来，既可称是之前各种本子的集大成，也鲜明体现了属于张健本人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独家风格。

　　《校笺》之前问世的有关《沧浪诗话》的整理和研究本子中，无论中外（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及欧美等），应以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最具代表性也最显功力（以下简称《校释》），这不仅因为郭绍虞本人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声望，也包括他的这部《校释》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体现了整理研究《沧浪诗话》的时代水平和扎实功力（80年代又再版），这就是说，在张健《校笺》未出版前，学界一般是以郭绍虞的《校释》作为《沧浪诗话》研究参考的权威本子的，这应该没有异议。但笔者在翻阅了张健的《校笺》，并与郭绍虞的《校释》作比较对照后，不得不指出，《校笺》较之《校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此话的前半句，笔者以为是客观事实，可以毫不讳言（即便张健本人大约也不会否认），因为张健的《校笺》确实参考、引用了在他之前已问世了半个世纪的郭绍虞的《校释》，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印痕，可见，“青出于蓝”确是事实；而所谓“胜于蓝”，也并非笔者主观武断之语，它也是客观事实，即便郭绍虞本人在世大约也会承认（并非主观臆测）—指书中不少部分。这里不妨列举数证：其一，《校释》用的《沧浪诗话》底本，是明正德间赵郡尹嗣忠的校刻本，校本是《诗人玉屑》本，郭绍虞认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而《校笺》用的底本，则是比明刻本更早的元刊本《沧浪吟卷》，所2. 西汉中期，铜镜已出现篆隶，西汉中期的铜镜篆书也已经为汉篆，方笔明显而不再同小篆般使用圆笔。如《汉铭斋藏镜》图八一《投博（从酒）铭草叶博局镜》（西汉中期）虽然仍有篆书字形，但笔画皆为方折。（图2）《汉铭斋藏镜》内图七八、图七九、图八一（均为汉代中期）之“至”字，恰完整呈现了篆书至隶书的过渡，可证中国古文字演变成今文字的“隶变”正在西汉中期前后（见表）。表 西汉简帛与铜镜铭文比较文字西汉早期（铜镜篆、简帛古隶）西汉中期（铜镜篆隶、简帛今隶）西汉后期（铜镜古隶、简帛今隶）至《汉》图78马《汉》图79北《汉》图81居3. 西汉晚期，铜镜已经出现有不少是隶书的铭文（古隶）。如《汉铭斋藏镜》图九四《铜华单圈铭文镜》（西汉中晚期）已是方折很明显的古隶。（图3）4. 直至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含新莽），铜镜铭文上才出现了有波磔的今隶。如《汉铭斋藏镜》附图二九《作佳镜铭瑞兽博局镜》（东汉早期）的铭文就已经基本为今隶，其波磔明显但不夸张。（图4）由上可见，铜镜铭文在西汉时期尚未完全发展到今隶阶段，直至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才出现了有波磔的今隶字体，铜镜铭文的发展相比简帛等是滞后的。王纲怀先生所著《汉铭斋藏镜》正是极好的例证。(《汉铭斋藏镜》（线装三册一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定价：980.00 元)图1 《 清华铭文镜》图二〇《日有憙铭图4 《汉铭斋藏镜》附图二九《作佳镜铭瑞兽博局镜》（东汉早期）草叶连弧镜》（西汉早中期）图2 《 汉铭斋藏镜》图八一《投博（从酒）铭草叶博局镜》（西汉中期）图3 《汉铭斋藏镜》图九四《铜华单圈铭文镜》（西汉中晚期）用的校本时间上也比《校释》的校本要早；其二，《校释》的整理和研究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校注”和“释”，《校笺》则分为四个部分—“解题”（对全书五个大部分分别作详细的解题说明，有些还“附录”直接引用的资料原文），“校勘”、“笺注”和“总说”（对涉及有关理论性的问题作综合论述），相比之下，《校笺》的论述部分（“解题”和“总说”）比《校释》似乎功夫下得更多些，述及的内容也更丰富些，且《校笺》的“校勘”部分，明确说明，凡《校释》已出之“校”，它一概不重复，明显有误者则予以纠正；其三，《校笺》的“凡例”中列出校本24种，书末列出“引用文献”（包括传统文献与近人著述）近300种，这甚便于读者尤其研究人员参考查找（《校释》书末附录的“附辑”资料，也有助于读者参阅，这是《校笺》没有的）；其四，《校笺》前有长达20页的“前言”，综述严羽《沧浪诗话》的相关版本、论诗主张、各种注本等，特别还对郭绍虞的《校释》作了高度的肯定与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校释》的“校释说明”相对较为简略。

　　以下，笔者拟对张健《校笺》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作概要的评述。

　　首先，《校笺》清楚梳理了严羽《沧浪诗话》流传至今的三种文本系统—《诗人玉屑》文本、《沧浪严先生吟卷》文本和单行文本，指出：单行文本系从《吟卷》分离出来，即“通行本”，而《诗人玉屑》文本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文本，其宋刊本为现存最早的刊本；《沧浪吟卷》不存在宋本，现可见最早的是元刊本；最早以“诗话”命名的《严沧浪诗话》为明正德本，此乃《沧浪诗话》得名之始。对三种文本系统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多种版本从宋、元、明、清迄今的产生、流传及变化，《校笺》在“前言”中梳理得十分清楚。

　　其次，重要问题，也是《沧浪诗话》的核心问题—严羽的论诗主张，或谓严羽藉《沧浪诗话》所阐发的诗歌理论，《校笺》作了系统集中的阐述和概括。对这点，包括郭绍虞在内的历代诸多学者，多有论及，且不乏精辟论断，然《校笺》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突出了其核心观点，并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严羽的论诗主张—“以盛唐为法”，并由此联系宋代的诗歌史实际作了系统阐述。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严羽在阐发中所涉及的诗道、妙悟、工夫、第一义、第二义等一系列诗学概念，以及他借用禅学的理喻所作的阐发，《校笺》尽可能地在“前言”、“解题”、“总说”以及“笺注”中作了详尽疏通和阐释，理清了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校笺》对清中叶以来多部代表性注本作了介绍评价（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及英译、德译等注本），其中特别对郭绍虞的《校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著是至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注本，“广征博引，用力甚巨”，尤其在校勘和理论诠释方面体现了功力和特色。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从《沧浪诗话校笺》长达55万字、800多页，上、下两册，可以显见，张健在校、笺尤其“笺注”上所花费的大量功夫（当然还包括“总说”“解题”，以及“前言”），书中几乎每一条“笺注”，不光解说原文的字词本意，注明其典故与出处，还引述古人和今人对此原文本意的论述和看法（有些直接辑录原始资料），同时评判得失，在此基础上阐明笺注者个人的独立见解，以供读者参考，这对读者来说非常有参考与比较鉴别价值。

　　这里，我们不妨略举《校笺》中具体论及的数例，对《校笺》的特色再予说明。笺注“诗辨”篇的“诗道亦在妙悟”时，《校笺》在清楚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观点后，分四个方面引了现代学者的不同论述，加以辨证论析，这四个方面是：从学诗方式与过程看；从创作状态看；从思维方式看；从诗歌境界特征看。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过程中，张健没有停留在仅作客观引录，而是分别概括了这些现代学者对妙悟说的不同诠释与解析，指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理解和诠释的角度与特点，以助于读者参考；不仅如此，他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不能认同的见解，如对钱钟书《谈艺录》中“别材说”的说法，谓：“钱先生将‘诗有别才’理解为‘别才’，即天才之才，因而将严羽之悟理解为解悟，其实未必符合严氏原意。从本篇下文严羽强调熟读然后悟入来看，严羽所强调的其实正是所谓证悟，是‘因修而悟’。”又如，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妙悟乃是兴发感动，张健指出，兴发感动是悟后创作状态的特点，不等于妙悟。关于汉魏诗的不假悟和汉魏晋与盛唐诗的第一义的区别问题，张健在分别引述了台湾张健（与作者同名同姓）、叶嘉莹、龚鹏程、荒井健（日本）、宇文所安（美国）等学者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认为，严羽所谓悟第一义，是从学诗角度言，必须学习第一义的诗（即最好的诗作品），而称汉魏晋与盛唐诗都属第一义，是从价值评判角度言，两者的角度不一；具体到汉魏诗，则它并非通过悟达到第一义的，而谢灵运至盛唐的诗乃是通过彻悟达到第一义的。这说明，在严羽的认识观念上，说诗道在妙悟是从逻辑上说的，说汉魏不假悟是从历史上说的，诗歌史经历了从无意作诗到有意作诗的过程，汉魏诗是无意作诗，晋以后是有意作诗，而所谓悟是以有意、人为的创作为前提，在严羽看来，诗人在创作上有意符合和体现诗歌应有的特征，才是有悟的表现，反之，就没有悟的问题，也不假悟（这里的“假”，指凭藉）。当然，古代诗歌的有意和无意的分界在哪个时代，古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看法，难下断论，张健对此也作了引述。

　　应该实事求是说，张健这部《沧浪诗话校笺》确实是一部功力扎实、功夫深厚、见解独到、甚具独家风格的系统整理、研究古代诗话理论著作的力作，值得向读者及研究人员推荐。

　　（《沧浪诗话校笺》（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