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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发布时间：2010-9-9 0:00:00 作者：江佐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封面上，赫然印着一句隐喻式的提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梁文道认为这句话很妙。据说，钱学森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人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对现代中国“大师不再”的焦虑与忧思。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首先读到的是：生于书香门弟兼官宦之家的陈寅恪，蒙学时期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十几岁出门求学，游历那么多国家，叩遍那么多的学府，无论土博士还是洋博士，或者“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的头衔一个都不要，却花了与唐代玄奘法师一样的时间和精力，一直挨到了37岁才学成回国。我原初以为是他的世家出身、家底殷实，后来知他考的是公费留学，生活拮据。因此他的留学生涯，难辨“丐”与“学”，才知他也是吃大苦挺过来的。一本梵文词典翻得稀巴烂，这天才做得太不容易。于是知道，还是毅力与品德在支撑他。试想，如陈寅恪早年投身什么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某写作组，或者去经商发大财，量他的学问也难让弟子周一良、季羡林辈那么心服口服了。　　当年毛泽东自北大图书馆辞职回湖南后，有点怨气地说过自己被傅斯年骗了。通过岳南的笔去触摸傅斯年，我只看到了一个修齐治平、赤胆忠义的老封建。相反，在一副世家公子哥气派、为看不上昆曲便大发雷霆的“遗老”陈寅恪身上，倒是看出了中国人一直所稀缺的“独立”、“自由”等等精神光芒的闪耀。陈寅恪比傅斯年乃至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钱穆、钱锺书等近现代大家，更不像一个中国人，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谓的“世界公民”——他骨子里有德国学究的刻板、有英国绅士的风范，也有美国牛仔的自由感，像法国人那样自鸣得意，还有一肚子印度人式的超脱。朱熹所谓的“活泼泼”，正是这位像贾宝玉一样痴、还假装世俗的聪明先生。也正因此，他提出的“独立”和“自由”两个词语，其内在灵魂和外在生命轨迹，贴切得如此严丝合缝，令人心生敬畏。　　从民国成立到抗战结束，这段乱世，恰是中国学术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其伟大辉煌堪比战国春秋时的百家争鸣。生逢“世界大战者二”的陈寅恪，原抱定“河汾之志”，为民族培养一批优秀学子，尔后通过他们济世救民，改变世道人心。但他的愿望显然破灭，从而使得陈寅恪对当代人的影响也被一笔勾销。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担心“以夷变夏”。他在晚年的“发覆”之作《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中，又心存另外一份的清醒：历史之变，文化和文明的血脉凶多吉少。陈氏认为，“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如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又，暮齿之年，膑足眼瞽的陈寅恪，以皇皇80万言长篇大论，追述明末清初一个“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柳如是，并为这位“被污辱与损害”的一代奇女子立传。陈氏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这便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用心之良苦，可感日月。　　然而，陈寅恪不幸生在一个“独立”与“自由”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的时代。尤其是陈寅恪生命的晚年，过得相当孤独与哀愤。“文革”爆发后，其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革命者”们开批斗大会的口实。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作为“国家的敌人”被打翻在地，并遭到“国家的主人”们人格的污辱，精神的摧残和肉身上的折磨与蹂躏。临死前，老朽之躯浑身上下被贴满了大字报，继而被赶出中山大学居住了多年的康乐园一号楼，进入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存身。历史的无情在于，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已被折磨得说不出话，身体虚弱得进一点流食都很困难，但“革命者”仍逼其交代问题，直至泪尽血泣，赍志以殁。这个悲怆结局，倒也应了曹公雪芹大师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言。　　遥想当年，王国维自杀后，有人给他写悼词、挽联、纪念碑；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撒手人寰时，有学生冲击议会厅为老校长讨公道，另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与傅园、傅钟以兹纪念。可是陈寅格先生呢？经过“革命”洗礼，连他自己的学生都背叛了他。一个一生都抱定“河汾之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落得如此凄凉结局，实在令人扼腕。或许，从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与政治遭际的夹缝中，我们可找到“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一丝印痕与缘由吧。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