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敬（1757 —1817），字子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是清代嘉庆年间有名的古文家，与张惠言同被后人视为“阳湖文派”的开创者。论科举与仕宦，恽敬并不显达。他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式举人，五十五年起选任知县，历任浙江富阳、江山，江西新喻、瑞金诸县，晚年以细故免官，归乡病故。清代文士而有吏才者，前有袁枚，后有恽敬，都是才气横溢之士。恽氏为官，以廉以敏，乃张乃弛，断狱直、执法公，兴学而育才，颇能使吏民敬服。但他的为人便不免因才气骏发而傲岸自喜，而负气不挠，得罪于上官、招忌于同僚都是自然的。所以二十多年只在县令位置上迁转，浮沉下僚，抱负一世，终不能得志。丢官后，母郑夫人笑称：“汝好直，不能为非理屈，得祸当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真是卓识。有这样的母亲，恽敬的成名看来理所宜然。

　　仕宦不显，同样也并不长于主流的汉学，因此恽敬在当时与后世不小的名声，基本是由其古文奠定的。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亨生前曾两度以身后文嘱托。以地位言，二人有云泥之别，而戴氏却眷眷相托，这最能说明恽敬在当时的文名。后来恽氏果然不负所托，完成《戴公神道碑铭》，且被李慈铭誉为“近世之奇作”。

　　恽敬古文，宗派与桐城文家在离合之间。以离而言，恽氏一向眼高于顶，自谓能集百家之长，又以为文笔直承史汉马班。他自序文集时说“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又说“敬自能执笔之后，求之于马郑而去其执，求之与程朱而去其偏，求之于屈宋而去其浮，求之于马班而去其肆，求之于教乘而去其罔，求之于菌芝步引而去其诬，求之与大人先生而去其饰，求之于农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于恢奇吊诡之技力而去其诈悍”。

　　气魄极大、自信力极强的人，目中无余子才是正常的吧。所以他点评本朝古文，以为：“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灵皋为最，下笔疏朴而有力，惟叙事非所长。再传为刘海峰，变而为清宕，然识卑且边幅未化。三传而为姚姬传，变而为渊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较之灵皋则逊矣。其余诸子，得固有之，不胜其失也；是固有之，不胜其非也。”又曾说方苞“袍袖气重”。仅仅观其言的话，应该认为恽敬古文不受桐城笼罩。所以自从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单列“阳湖派古文家”之后，世人多以阳湖别是一派。

　　不过所谓宗派，既可以是各开一派，了不相关，也可以如禅宗“一花开五叶”，同源而异流。如果考究恽敬古文创作的实际，恐怕就很难轻易否认他与桐城派之间的联系了。张惠言与恽敬都坦言，他们古文的接引人是刘大櫆弟子王灼，所以对古文义法与源流的体认，张、恽二人与桐城文家若合符节处多。桐城古文以义法为根本，而所谓义法，又以《春秋》及《左传》的义例为本。恽敬在《三国志书后》中“《春秋》之义，微而显，志而晦，《史记》盖得其意几十之六七，《汉书》得四五，《三国志》得一二，自《晋书》以下戛戛乎几无有焉”云云，就是露出本来出处之论，桐城文家定然相视一笑。

　　至于创作风格，熟读桐城家文与阳湖家文的读者，相信都会感到二者的同异与离即。钱基博就曾说：“今观（恽敬）其文，言厉气雄，若肆意出之，而下笔特矜慎，与桐城姚鼐得法于刘大櫆同，而境诣不同。姚鼐如敛而促，意有余于辞而不欲尽。敬则特悍以肆，气溢于篇而不敢尽。”打个比方，摘取柳树一枝，插种于地。风来拂之，雨来润之，春阳秋月照临之，渐渐也长成大树。子树与母树，姿态当然不同，但相去也不会太远。桐城与阳湖两派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反之，嫁接、杂交，甚至转基因，产生的就是新品种。晚清梁启超的报章体，甚至林纾的翻译体，恐怕就是这类产物。

　　十年前，我读张惠言文集，一篇《送恽子居序》让我嗟叹不已。《序》里面说自己和挚友恽敬“八年之间，共踬于举场，更历困苦，出俯仰尘俗，入则相对以悲。已，相顾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张氏是我很喜欢且佩服的学者，他的知交自然也是一流人物吧。稍后又读了曹虹教授的成名作《阳湖文派研究》。曹教授在书中对阳湖诸家都做了细致研究，然后说“在阳湖派诸作家中，恽敬是艺术个性发挥得最充分的一位作家，他的富有特色的文风，在阳湖派创作风格的形成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这样，我自然要找恽氏《大云山房集》一读为快。翻阅当年的笔记，我在最后写下的评价是：“持守严，自视高。”“古文家人人皆有之时文序、赠序、寿序，恽氏集中独无，其人可谓峻洁峭拔矣。”“其文长于子史，短于经。子从韩非子出，史则史、汉、三国。”“平世之悲，再三致意。”

　　十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排印的《恽敬集》，蒙友人郭时羽君举新书相赠，于是欣欣然又捧读了一遍，真有故人重逢，相与款款话言平生之感。这次读书，较上次更认真些，笔记与心得也记得更多。大概学力总算有些许长进，恽氏文章的体会也觉得更深切了些。所以这次笔记的最后，我写的是：“恽文有两种好：议论得韩非子之深透峭刻。碑传有《汉书》、《三国志》之简劲深微，而负气跌宕，又从史迁处来。”“其人峻介，理胜于情。故文以理胜，不以情胜。以识胜，不以韵胜。气以雄肆胜，不以平和胜。辞以严整胜，不以纵横胜。善状人，不善状物。善叙事，不善记游。善说理，不善辨经。”恽子居自负一世之文，无施不可，可能不大会首肯我的褒贬，不知道悠悠岁月中，我会不会变得更加认同大云山房主人呢？

　　整理本的《恽敬集》除了对传世的《大云山房文稿初集》、《二集》《言事》、《补编》加以校点和辑佚外，更由林振岳君做了版本考述，并附录了“传略资料”、“著述考略”、“评论”、“提要序跋”等内容。对读者理解恽敬其人与其文，大有帮助。我把自己在天头记的随感与附录中的前人评论相比较，发现彼此所见颇为接近。

　　如吴德旋说：“恽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举无与比。其高者乃几及于鼂家令之为焉。”我评《新喻东门漕仓记》：“小题大做，托意深远。”评《重修万公祠记》：“非止行文有法，要在关系治乱，胸有兵略，可实行之文，是具体而微之晁智囊、苏老泉。”意见正与吴氏相同。

　　包世臣说：“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为人，其纪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数语尽生平。”李慈铭也说：“碑志诸作，峭洁精严，自成一子，乃远非姬传所及。七大庾带文段碑文，尤极用意，固近世之奇作也。”“其《潮州韩文公庙碑》、《广州光孝寺碑》，皆称奇作。”而我评《张皋文墓志铭》、《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铭》、《袁州府训导李君墓志铭》云：“一笔而写三人，高明。”“平世之悲，可谓再三致意焉。”“恽氏墓文，不漫作，不虚美，而又有寄托，有发明，小而能大，近而能远，是以为长。”李慈铭又说恽敬“其文从子家入，由史家出，故简洁峭深，其学本于法家，故其言峻刻寡情。然嘉庆以来，无其敌也”，也和我的总体评判相同。有合于前人，固然让人略感高兴，但古今人对恽氏文字的感受比较一致，是不是更说明他的文风异常鲜明，的确已自成一家面目了呢？

　　其实除了前述提及的文体，恽敬的书牍写得也是极好的。他给上官写信，不卑不亢，不谄不媚，笔笔挟带刚劲之气，很能见出个性。他给友朋写信，说寿序皆谄，不愿作，说文集已有一篇序，表示不愿再二再三作序，真不知收信人会如何皱眉头。还有很多时候，恽敬在信中谈文论艺，桐城故调与心得精彩之言并见杂出，常让人有惊喜。如他在《上曹俪笙侍郎书》中说：“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看法。读到此处，我也忍不住掩卷深思。诗也好、文也好，清人纵论古今，的确常有极高明的见识，但他们的创作的确逊于其见识，恽敬本人也不能免乎此。这是为什么呢？保留的作品太多，精粗参杂，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除此以外呢？会不会也因为以古为法、树立正统的意识太强而束缚了创作呢？学诗学文，取法于古，自然是不错的途径。但是后世书籍日出，后人不能不读后世书，不能不过后世的日子，书读得越多，时代越后，距古人高古的风貌也就越远，这时仍然要以古为衡量的标准，判断谁正统，谁异端，自然会有“日逊一日”之感。所以，会不会是衡量标准，即思想与美学观念值得检讨？是不是清人太保守了？恽敬评价佛教文学的瑰丽奇珍《维摩诘所说经》“行文则弇陋平杂，不足观也”，就让人感叹他的眼光不够开阔。当然，太过保守不好，可是思想相对开放的晚明文人、清代李渔、袁枚、龚自珍，他们的创作虽然有异彩，却仍然未能臻于李杜那天堂般的境界啊，这又是为什么？

　　对恽敬来说，他峭刻的个性与古文主说理叙事不主抒情的观念结合，促成了他的文章面貌。古文创作应该压抑情感，似乎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一种观念。又何止古文呢？诗歌创作，甚至日常为人行事，也是节制压抑的。文字狱吗？文字狱再烈，总不会因为长歌当哭、纵声大笑的文字就抓人吧？那整体性的节制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

　　不过，恽敬不纵情，并不意味平庸，他是以气骨胜人。张惠言记得：“子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张惠言去世后，恽敬慨然说：“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当并力为之。”雄毅之人，所以当仁不让，所以发扬遗志以慰先死者！

　　同样沉雄坚毅让人感佩的，还有《恽敬集》的三位整理者。万陆先生在三十年前完成本书初稿，因故沉埋箱底。三十年间，万先生对恽敬念念不忘，耋耄之年，仍希望看到先贤文集的出版，于是请谢珊珊副教授订正初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此书也极其重视，为精益求精，又请林振岳君再次补订整理，增加集评部分，终于定型出版。本书之成，时历一世，事经三代，恽子居泉下有知，其寥落孤寂的胸怀，当有感慰了吧！

　　（《恽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12月出版，平装（全2册）80.00元，精装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