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徐连达先生自1953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隋唐史、元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隋唐史最有成就，曾被邀请参加二十四史之点校。徐连达先生著作等身而桃李芬芳，师德温厚而风骨刚正，赢得众多学生的爱戴。本论文集的作者主要是徐连达先生的同事友好及众多弟子，论文范围也涉及中国史的各个领域，有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宋史、清史及近代史，其中以隋唐史为主；涉及文字、墓志、石刻、政治史、人口、经济及谱牒等多方面内容。论文有作者的近作，也有各位作者自己挑选的代表作，裒为一集，为先生寿，亦以为纪念。
　　楼劲，本论文集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兼任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助理。
　　时光冉冉，不觉已到了徐师的八十五寿辰。要感谢中亮、令琴几位的发起和安排，众门人弟子得于仲夏聚于复旦欢庆，沪上诸中古史名家亦有闻而前来，共预此盛，以介眉寿。拜祝之余，各人又多奉文为贺，以彰师德及我辈本色。寿庆文集付梓在即，同门嘱余为序，既不得辞，遂忆当年追随徐师受业之事，录其要节，庶以明师门之学旨归攸在，凡诸门人弟子当思有以续之弘之。
　　1983年我有幸成为徐师收录的第一位研究生时，他治史执教已三十余年，虽逢多事之秋，屯邅栖伏而时遭无妄，间仍读书、著述不辍，成就已为海内外公认。早年他做陈守实先生助教时，曾治元史、唐史及民族关系、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史，深受守老实证与理论结合、擅能抉微而勇于创拓的风格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徐师参与《旧唐书》点校整理，所治渐以隋唐为主，向上溯至先秦、秦汉，向下及于明清。八十年代以来，他兼治官制史、文化史，在所涉时代上也仍保持了这样的路数。故凡徐师论撰之题，类皆详为剖析，上连下挂，遂得明其源流，得其纵深，体其要旨而发其古今相映之底蕴。正是这样长期涵泳积累，使徐师治史精博而尤尚通识，非徒炫人耳目之浅学可得窥其涯岸。
　　徐师为我所开课程，名称恒为“阅读与讨论”、“研究与讨论”、“习作与讨论”之类，唯前面挂上“史料”、“制度”、“隋唐史”等名而已。令我印象最深也受益无穷的，正是以他家中书房为课堂，每周两次展开的讨论。虽说大抵亦不外覆按课业、树义问难、作结引申以为流程，但如此日就月将，往复渐进，对我实有再造之功。虽师法精微，难尽言表，仍可举其荦荦五端于下：
　　一是“读书笔记乃研究、撰文之根基”。这句话凡徐师门人皆应耳熟，一入门来，他即要求读书必深思，必动笔，凡有所见，随时记录。其法则依顾炎武《日知录》等而损益之：先据读书发现的问题拟一标题，再抄录原文并标明出处，下以案语记述问题要点和可资参证的其他资料，并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得失。更重要的是须照此随时补记笺附并定期整理。倘认识有变则可改题，或拆分、合并，如此日积月累，不仅可使点点滴滴的认识逐渐扩展而形成系统，而且可以储备独到、确切的可撰之题，因为一条读书笔记至少是一个可供自己不断思考的线索，一条经过长期积累的读书笔记则不啻为一篇文章的雏形。
　　为了让我体认此法之要，徐师更把他历年的读书笔记分批让我抱回寝室细读，使我得以反复体会，尤其上面逐次留下的补缀、整理、芟削之迹，以金针度人。我不知道同门之中得此待遇者几人，却深深明白这不仅是我学问上路的关键，更把我直接推到了徐师治学所识所见的最前沿，使我在大量问题的研习上，在新的高度继续向前探讨。由此足见徐师对我的恩惠和造就之深。还可补记一笔的是，当年徐师的这种笔记，均书于活页簿上，便于补缀，其法实与后来的电脑操作，以类相从类似，为读书进益的最佳法门。至今我电脑文件夹里积存的笔记已近千条，我的文章固皆取自于此，凡教学生亦必以此示之，以仿效徐师之德，亦以明读书有法而贵在持恒，方能厚积薄发而臻于佳境。
　　二是“治史之要，在掌握主干史料”。初到徐师门下不久，他曾查考我以往读史之况，并把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时的学士论文《募兵制与五代十国》索去一观，大概是觉得我文中多引唐宋杂记，又不直一度流行的那种轻视正史而趋骛于野史的风气，便谆谆告诫：治史固须博杂，但最重要的在于掌握主干史料。后来徐师又曾专门就此数次讲述，使我逐渐加深对此的理解。
　　所谓主干史料，即各领域研究最为基本和重要，可以撑起该领域认知骨架的史料，如正史之于治断代史，典志之于治制度史，农书、医书之于治农业、医药史等，皆其例。但又不止如此，一个领域的主干史料常由两三种或更多类型的记载构成，其共同特点除原始性及史源、体例清晰，所记相对全面、多可互证等项外，需要不断加深体会的是，主干史料集中了古人在该领域的基本思考。因而治史入门，必先熟读主干史料，方能鉴赏其他史料而知所取舍。进而登堂入室，更要以此为轴，自己建立所事领域研究的史料系统，从中不断体会主干史料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然与所以然，才可接上古人在相关问题上的思考和学脉，然后可以斟酌古今，形成通识。徐师的这些灼见，对当年极羡那些征引博杂之文的我，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但对其理之深切著明一时亦难尽领会。而现在我可断言：这真是史料学书上从未讲透过的道理，也是至为醇正和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值得所有治史者反复回味。
　　三是“制度不是一纸空文”。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投考之前翻检院校系科和导师名录时，唯有复旦历史系徐师名下设有这一专业。当年这一专业的设置和我的选择，无疑刻有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烙印。其时改革潮起而议论风生，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新近恢复，连同百废待兴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几于人人争说体制利害，史学亦开始较多研究官制、法制、礼制等以往颇为沉寂的制度问题。记得徐师为我所出复试题目为“什么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这也可见当时他正通盘考虑这一专业的一系列基础问题，故入学以后，他即嘱我须留意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相关理论，课业和讨论更常围绕制度来展开。而当时给我极大启发，又堪称是徐师在制度问题上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他坚持只有具体发挥作用的规定才是制度，一纸空文其实是不能称为制度的。
　　此语今天看来或已寻常，对当年制度研究的胶固之弊却有极强的针对性，对我更有廓清探讨起点的作用。正是由此出发，我们那时已较多地讨论了后来渐成制度史通则的一些问题：如，制度史必须揭示制度的运行过程，对行政体制来说，人事控制、文书流转和层级节制即是揭示其运行过程的基本方面。至今记得当年我在徐师开导下，得出“文书流转之况是揭开行政过程奥秘的钥匙”的结论时，内心那种说不出的喜悦。又如，制度真相存在于法令的规定与实施状态之间，仅凭法令的规定，或者脱离了这种规定，都谈不上了解制度。我在这方面的认识，正缘起于徐师对制度史料的归结，即制度研究必须把典志所载与列传及其他相关记载结合起来，才能得知其要而免于空洞。循此引申和思考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法令规定与实施状态的关系内涵之丰富，从中几乎可以引出制度发展的全部问题和奥秘。再如，制度史必须重视各种制度在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这是徐师有鉴于当时有些研究专文往往囿于一制，又喜按今人观念来分门别类，有局促、割裂之弊而提出来的，他很早就主张各时期制度自有其结构、功能，研究者首先要把各种重要制度一并纳入视野才行。后来徐师与子彦兄合撰《中国皇帝制度》一书，即是对以往制度史领域的一种开拓，我后来的研究较多地涉入法制、礼制等方面研究，亦是肇始于此。当年的这些讨论至今对我的研究仍有重要影响，其中要者在我历年文著中皆有体现，而每次将之形诸笔端，也均会想起当年徐师的诸多卓见和教诲。
　　顺便指出，1983 年起，徐师曾与江西大学谷霁光先生等协商筹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会”，嘱我与明扬兄等为之编定了《1900至1980年中国政治制度史文著索引》，徐师又承接了教育部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教材编写项目，并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请，主编一部较为完善的《中国历代官制辞典》。尽管学会筹建和教材编写皆因政治气候旋即有变而中辍，《索引》亦被搁置而未能续补出版，惟有《辞典》一版再版其惠愈广，但从这些事项，仍足见徐师当年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所做规划和工作的扎实。
　　四是“专门史须与断代史相辅相成”。这当然不是泛指学科关系，而是指治史者个人必须有此自觉。徐师当年教我此道，既是出于其切身体会，又是要纠我一时僻好于制度沿革，诸制必欲一一自先秦至明清理其源流而不知返，遂专门安排相关课业，与我重点就隋唐史详为讨论。其间徐师屡屡申明断代史与专门史各有长短，学者若长期只治其一，形成积习，则其短愈短可掩其长；而能交替治之、通之，则二长并美足济其短。他于隋唐史料本极精熟，研究动态亦了然于胸，当时已在酝酿他的《唐朝文化史》写作；又在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官制等专门史上多有心得，且已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有年，故徐师谈及隋唐的各种问题，皆能信口举证，讲此专题而必照应横向、纵向的各种事态，直接为我做了专门史和断代史如何相辅相成的示范。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如他讲述唐代前期文人深染六朝之风，从其仕进之途、门阀观念、理财之习直到诗文风格、服饰爱好等审美习惯，一些当年在我看来不相干的史料和现象，得如穿梭织锦，相映生辉。尤其徐师又往往从这类专题讨论中引出唐前后期转折之要，以及隋唐在整部中国史上的地位问题，则不仅是史家知微见著的第一流功夫，也是我后来思考中古史总体走向问题的发端。
　　正是由于这样的教导，我在研究生期间虽以政治制度史为主，经常抱着“十通”寻其史源、理其线索，却也在隋唐史上打下了底子，毕业论文则以汉唐政枢比较为题，故又对秦汉史下了一定功夫，在制度同期牵连的领域和问题上有了必要广度。记得做我论文答辩委员的法史学家叶孝信先生，专门指出文中对汉、唐之况讨论尚晰，即便论题不必详论其如何过渡，但也仍以勾出其间相连之线索为好。现在回想，这应当算是我研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缘起。至于后来我讨论制度多从政治史和思想背景着眼观其当时样态，治魏晋南北朝史则尤重其与汉、唐历史的关联，所置场景都比较广阔，遂得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提出一些得到同仁关注的问题，根子上都是承自徐师所传“二长并美”的学脉。
　　五是“为学最忌门户之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复兴而学者活跃，生机勃勃的同时，以往斗争岁月所积恩怨、风习在学界仍留其痕，后来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的门户之见，相应的种种的圈子、樊篱亦伏于此期。徐师对此是十分敏感和深恶痛绝的，就连年轻学子随俗而以校门、师门相炫，或艳羡那些名人大家的冠盖耸动，在他看来亦须防微杜渐。在徐师那里，学生们是听不到什么学界秘辛的，所述只有研究动态和得失分析，再要具体一点，就是这位先生成就如何之高，那位先生功力如何之深，若要治某某之学，其书其文不可不看，仅此而已。徐师是浙江临海人，但我很少见到他发过台州人多见的火性脾气，最多只是紧闭嘴唇严肃不语，在记忆中，那正是他碰到那些党同伐异之事的典型态度。徐师的学生大抵都知道，他确实是把“学术为天下公器”奉为圭臬的，而且多年来持此未曾稍懈。因而他与学界交往很是单纯，接待访学、求教者则不分轩轾也不厌其烦。我们这些学生则可以跟他平等讨论一切问题，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将之写成文章他还帮你审读推荐。徐师最讨厌身为学者却热衷于用种种非学术手段，更不必说以此结网攀援，为人为学划界定等。他常说学者终须以自己的作品来说明问题，固当以学问为其天职，而学生正该抓紧时间读书明理。他的处世观是很真实、很通达的，对学生们的各种选择都能理解，对诸多俗务的态度也皆一以贯之，从他持身待物的态度中可以体会到，名利须取之有道，欲求须知所归约，否则，其人其学就皆不可问了。
　　这些都可以说是徐师对我们的身教，他也正面讲过为学何以切忌门户之见的道理，以为凡大学问、大学者，无不关怀深切，志意磊落，气象开阔，洋洋乎如海纳百川。一些长盛不衰的学派和师门，必惟学术是尚，故多脱俗之处，而少诸种羁绊、纠葛，同人多能专心做出成就。而学者凡天才英发，时有卓见者，为人亦易刚愎自用，治学或多意、必、固、我，则尤要在于安置心性，使臻雍容。这是因为学问、人格终相关联，本来就须一体涵养，否则不仅为学落入下乘，成就终将有限，更重要的是，治学本来又所为何事呢？这些直指做人、治学之本和其间关系实质的教诲，确实让我有再次发蒙的感觉。同时也体认到徐师所忌的“门户之见”，所指固然是不务学术而徒以圈子来历相尚的陋习，更是指桎梏学者心志，妨其发扬真理的各种俗谛，落到现实中就是那些有形无形的识障和界隔。其害轻则影响认识的通透和学术发展，重则误人误己，墮坏学林风气而有玷师门。这些年来眼见学风大坏几成痼疾，我尝反复回味那些愈见高大或渺小的史家事迹，省察相关学派的兴衰起伏之况，深悲其与徐师当年所述之理合若符契，又尤感同人确应将之铭于襟底以时时警醒自己。
　　以上仅就我之经历和体会而记之，其他门人弟子对徐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当各有独到经历和印象独深者。不过我仍敢说以上五端，众同门多少皆应有所体会，因为即便各人情况不同，但徐师治学执教所秉之道始终如一，对众门人弟子的关爱同样始终如一。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三十年前我毕业离开复旦前夕，徐师与叶师母在家设宴相送，惜别之语，犹在耳边；其时明扬、经方及茂强、礼华、之方诸兄俱在席间把盏话别，依依之情，宛如眼前。如今我们各有所事而星散海内外，然同门之谊，久而弥深，亦皆徐师盛德陶冶之故。这次我们又因祝寿而得再聚，历届同学相识、未识者济济一堂，乐也融融，又尤足见徐师德泽之广而门下雍睦。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良有以也。
　　谨以此序铭记徐师的授业之恩，亦以表达众同门对徐师多年教诲化育的感激之情！祝徐师和叶师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16 年11 月
　　（本文为《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序）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定价：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