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从孔子“汲汲求用”、“为东周”、“作木铎”，到孟子“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可谓一以贯之。汉代以后，儒术独尊，“通经致用”，“以经术饰吏治”，“致君尧舜上”，“以天下为己任”，更是儒者的理想。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入世之学、治世之学。当然，从儒学发展的实际而言，既有“载之空言”的“理论型”儒者，也有“见诸行事”的“实践型”儒者，但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具。无论“载之空言”还是“见诸行事”，其“经世”、“资治”的特点则是共同的。所谓“经世”，内涵非常丰富，其应有之义可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二是经邦治国的用世理想，三是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四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儒者有一于此，即可谓有“经世”情怀，近代四川经学家廖平即属其中之一。

　　一

　　廖平(1852 —1932)，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廖平经学，以“六变”著称，学界已耳熟能详。事实上，廖氏经学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与时代风气。廖平生活的时代，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僻处内陆的四川与全国没有两样。从学术文化上看，巴蜀自文翁启化，蔚为大邦，魁儒硕学，历代继踵。但至清世，达于国史、置之儒林文苑者实在少之又少。体现清代经学成就的正、续二部《经解》之中，竟不收蜀人之作。虽然不能据此否认四川学者之贡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蜀学不振的状况。在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 光绪元年，1875) 之前，蜀中流行的是制义、帖括，有人甚至“毕生不见《史》、《汉》”。故学术不兴，人才衰敝。

　　不过，这种状况在光绪年间开始发生改变。张之洞督学四川(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1874—1876)，创办尊经书院，以“读书”相号召，刊行《书目答问》、《輶轩语》，提倡纪、阮两“文达”之学，以“绍先哲”、“起蜀学”、“成人材” 勉励蜀士，“要其终也，归于有用”，因此数月之间，蜀中学术取向大变，“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后来王闿运又以名士掌教尊经书院(光绪四年至十二年，1878—1886)，治学重大义而略训诂，讲今文学，对蜀中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廖平受四川本地学术风气的影响，原来也喜读宋人书，醉心于制义、时文，目的当然在于科第。光绪二年张之洞慧眼识珠，将廖平调入尊经书院后，廖平始觉宋学空疏无实，故钻研小学，从事朴学考据，学术兴趣发生了第一次改变。他后来治学虽未向朴学考据的方向发展，但应当承认，尊经书院的学习经历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到庚辰( 光绪六年，1880) 以后，他又受王闿运影响，觉得训诂考据破碎支离，于是治学又转求“大义”。不过，廖平做学问喜新厌旧，不肯依傍，并没有按照张、王所指示的治学路径亦步亦趋。此后他的学术兴趣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廖氏经学独有的特色。

　　二

　　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廖平经学思想多变，真是使人应接不暇。他曾经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 略) 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十年不变，则更为弃才矣。”廖平经学以多变著称，这无疑增加了研究其经学思想的复杂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寻求其变化的脉络。

　　尽管廖平经学不囿于今文学，但其治经方法显然是今文家的路数。因此，他特别重视对所谓“微言大义”的阐发，这是其经学的一个显著重要特征。

　　西汉末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曾说：“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但何谓“微言”？何谓“大义”？刘歆并没有讲清楚，历代学者也含糊其辞。廖平认为，鲁学、齐学传经分为“微言”、“大义”二派，微言即“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谓素王制作诸说是也；大义即“群经之典章制度、伦常教化是也”。这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解释了什么是“微言”，什么是“大义”。在经学一变时期，廖平治经以礼制分今古，主要注重“大义”的探究。虽然这时也讲孔子制作、素王改制，但并非重点。到二变以后，他在揭示“大义”的同时，更注重对孔经“微言”的发挥。

　　廖平把“素王”一义看成是群经统宗，六经纲领，由此可见他对“微言”的重视。“素王”语出《庄子·天道篇》。廖平认为“素王”即“空王”。《中庸》所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故孔子不应当以匹夫的身份改变当时制度。廖平解释说，如果孔子实为天子，则应当见诸施行，而今只空存其说于六经，此即所谓“不敢作”之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不过是托辞。孔子为素王，知天命，为后世翻定六经，皆属微言；“六艺”本为孔子新义，只不过自托之于“述”。

　　孔子作六艺，托古改制，撰述微意，不能明说，因此微言只能秘密传心，不足为外人道。廖平强调经、史之别，反对“六经皆史”之说，以为经学与史学完全不同：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谈经必先阐发“微言”，即素王制作之义，若以史学的眼光读经，是不知圣人神化。故廖平强调“知圣”，反对“学圣”，认为圣人是不可学的。

　　廖平力阐“微言”，弘道意识极为明显。他指出，自西汉以后，专讲大义，二千年来微言之说已成绝响。他认为，事实上微言一失，大义亦不能自存，专讲大义，不知“微言”，造成“六经道丧，圣道掩蔽”，延续至今，人们心目中的孔子，不是三家村之学究，就是卖驴之博士。故宋元以来流弊，人人自以为圣人，信心蔑古。这正是不传微言之害，可堪伤痛。

　　面对当时“人才猥琐，受侮强邻”、“守旧者空疏支离，维新者废经非圣”的现实以及儒学危机，廖平主张必须保教，而保教必须尊孔、崇经。要达致此目的，就必须将孔子与普通著述家相区别，将六经与旧史相区别，尊孔子为全球圣人，六经为万世大法。廖平经学辨今古，别大小，分天人，屡变其说，层层转进，其最终归宿，即在于是。

　　廖平对守旧、维新二派，皆有批评。大概在张之洞《劝学篇》出版之后，廖平与门人对西学是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研究的，并有不少著述问世。《井研县志艺文志》中著录了不少与西学相关的书籍，虽署名廖氏门人、子侄，实际上多出廖平之手或之意，反映了廖平的西学观。

　　廖平对西学作了基本估价，主要结论有两条： 第一，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第二，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

　　他非常佩服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先野后文，进化公理，人事所必经，天道不能易”。因此他不赞成所谓尧舜三代“黄金时代”之说，认为尧舜名词有三：“古史之尧舜，已往者也；法经之尧舜，未来者也；学说之尧舜，随更其所学而变异者也。”古史之尧舜文明草昧，程度极低，相当于非洲、澳洲（土著）。而经由圣作，《尚书》典、谟中的尧舜，圣功神化，文明已达到极高水平，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孔子所规划的未来之尧舜。孔子未出生以前，实为一蛮野世界，所谓明堂、辟雍、郊社、坛坫、天神、地祇诸典制并不存在。六经中所言，都是孔子新作，托古改制。

　　在廖平看来，孔经是拯救今日西方的良药，《中庸》说“施及蛮貊”，天生孔子，垂经立教，由春秋推百世，由中国及海外，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礼教固不囿于中国一隅。由此可见，廖平以孔经规划世界的意图极为明显。

　　三

　　民国初年(1914) 出版的《孔经哲学发微》，可以看成是廖平对自己经学思想的一个总结。其中说：

　　“平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而沟通之。其论孔学大要，在经、史之分，语、文之别。古史不传，今所诵习六书文字之书，统出孔后，全属经说。”

　　这几句话非常精炼地概括了廖平的经学取向。尊经、尊孔，作孔经的守护者，为儒学辩护，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经学凡历六变，著书一百余种，究其核心，皆围绕此一主旨而展开。

　　晚清中外攻孔、疑经、废经之说甚嚣尘上，其中“章氏著书尤横肆”( 指章太炎)。廖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写成的《知圣续编》说：“方今中外大通，一处士横议之天下，东南学者，不知六艺广大，统综六合，惑于中外古今之故，倡言废经。中土误于歧途，无所依归，徘徊观望，不能自信。”因此必须要“开中土之智慧，收异域之尊亲”，推尊孔子，阐发微言。

　　民国元年壬子(1912)，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自由、平等、亲爱”；提倡“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为此，廖平写了《中小学不读经私议》一文，表达不同的意见。大意谓“古分大学、小学。小节小义，即《周礼》之六艺；大节大义，即六经。”他认为，读经之效已见于两汉，不可否认其作用。而且小学读经，易于成诵，故读经贵在初年。

　　廖平以《庄子》“孔子繙十二经”之说为六艺、六经：“形而下者谓之器，六艺是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六经是也。”关于中小学读经问题，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中有更明确的阐发。以学堂论，六艺为普通学，所有工械、技艺、农林、商贾各学，言语、文字、算学，都统归于六艺。必先通六艺，然后才具有国民资格；国民中无一不通六艺之人，即为教育普及。六经则专设于法政高等大学堂。大抵六艺为小礼小乐，所谓小道小业；大学为大礼大乐，所谓大道大业。大约修身齐家之事，中小学已有基础，大学则讲治国平天下之学。

　　廖平在自己的经学著作中反复谈及“通经致用”。他认为前人所谓音训之学、义理之学、典考之学、经制之学，其实皆不足以经世。要讲致用，必须首先“发明《王制》、《周礼》皇王疆域小大之分，开拓心胸，使全球三万里早在《周礼》经营已久，民胞物与，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当然，通经致用，并非食古不化，死守经典，亦步亦趋，不知变通，而是要“磨砺其心思，练习其阅历”。显然廖平并不主张将《王制》、《周礼》制度完全照搬。他的“开拓心胸”、“遗貌取神”的主张，较为通透。

　　由此可以看出，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教育家，虽然一生并未从政，但他还是主张“通经”应当“致用”。

　　四

　　成书于民国初年的《尊孔篇》，解释“尊孔大旨”有四：一曰守中制( 即保存国粹)，二曰从微言，三曰尊经，四曰救世。归根结底在于第四条“救世”：

　　“近之学人，崇拜欧化，不一而足，攻经无圣之作，时有发表，动云中国无一人可师，无一书可读。中国文庙既主尊孔，鄙意非发明尊孔宗旨，则爱国之效不易收。尽删古史旧说之罅漏，而后能别营壁垒。孔子生知前知，足为天下万世师表。六经中《春秋》治中国，《尚书》治全球，血气尊亲，同入围范。新推尊孔子为天人神化，迥非言思拟议所可及。若以平庸求之，则个人礼德，乡党自好者类能之。即如伦理学史画界分疆，以教化始于孔子，故必尽攻圣废经之敌情，而后可以立国。独尊孔子，则文明不能不属吾国，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矣。”

　　所谓“爱国保种”，正是廖平经学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经世情怀。

　　廖平一生跨越晚清民国，所面临的世变之亟，前所未有。因此其思想变化多端，新旧杂陈，极为复杂，其女幼平在《我的父亲廖季平》一文中回忆说：

　　“父亲虽然一生尊孔、读经，讲求孝弟，对三纲五常、尊卑老幼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与当时一般士大夫比较起来，思想并不十分僵化，对新生事物还颇为敏感。‘五四’运动后，他首先令家里的女孩子放足，比我大十岁的大侄女已是大足，这在井研是创举。”

　　虽然说他的学术思想以孔经为归，但晚年对新思想、新事物也能容忍甚至接受。廖氏经学，既是旧经学的终结，又未尝不是20世纪新儒学的先声。廖氏一生为孔经辩护，面对儒学的危机，希望通过自己的阐发，凸显儒学的价值，并努力使儒学与时代合拍。他所面对的问题，在当今依然存在。在“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珍视固有的传统资源，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而廖平所提出的解决之道，虽然“徒托空言”，也未尝不值得我们研究反思。

　　最近，四川大学古籍所专家整理的《廖平全集》十六册约700 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该成果将廖平传世著作几乎网罗殆尽，可谓集廖平文献之大成。不仅如此，还附录了廖氏年谱、传记，以及钱穆、冯友兰、闻一多、蒙文通等学者的评论资料。该书的出版，夯实了廖平研究的文献基础，我们期待廖平经学思想研究更上新的台阶。

　　（《廖平全集》全十六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5 月出版，定价： 19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