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一书，是日本东洋法史领域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高桥芳郎（津田芳郎），是中国学界熟悉的著名学者，日本宋史和东洋法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高桥先生生于1949 年，1975 年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之后，先后在北海道大学和名古屋大学担任助手、讲师。1989 年回到北海道大学担任文学部助教，1995 年升任教授。

　　作者在日本中国学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但是日本宋史研究会的召集人（实际上的会长）, 并且还担任东洋史研究会的评议员。他已经结集出版的研究专著包括：《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宋代中国的法制与社会》《〈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译注——南宋时代的民事纠纷与判决》《〈名公书判清明集·官吏门、赋役门、文事门〉译注》。除此之外，还与三木聪、山本英史合作编著《传统中国判牍资料目录》。

　　在研究方面贡献出丰硕成果的同时，高桥先生还不遗余力地推动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他本人曾在复旦大学留学，而任职于北海道大学时，则着力于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校际合作。遗憾的是，2009 年他在北京进行实地考察时，突发疾病，不幸辞世。本书是高桥先生著作中第一部完整的中文译本。作为译者，之所以选择将这本著作介绍到国内，也是希望能以此追悼这位将生命献给了中国研究的前辈学者。

　　与日本惯有的专著撰写形式类似，本书中的内容在成书之前，大抵已经作为单篇论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可以说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集。书中收集的论文曾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了高度评价，也曾引起激烈的讨论。而作者也正是在本书出版的翌年，以此取得了东北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

　　作为一本继承了日本中国法史研究深厚传统，在此基础上纵深推进的学术专著，本书的基本风格可以说是严谨细密的。作者在书中引用的史料堪称丰富。除了习见的专业法典、正史、会要，以及学界过去已经有所采引的判例之外，碑刻、文集、笔记小说等非专业文献也均在作者摭拾之列，甚至有一处还引用了《大正藏》中所收的佛典来探讨法史问题。作者更亲自走访中日各大图书馆及藏书机构，查找尚未整理出版的珍稀判例集，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些材料都成为本书论证的重要依据。

　　由于作者在材料方面的坚实工作，使得本书往往能够在最基本的材料层面就获得超越前人的发现。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学派的对立碰撞中，京都学派相对注重文化史研究，重视从中国历史本体出发寻求其发展脉络；而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东京学派，则有着强烈的西方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背景，注重从统一集权国家对个别人身的支配，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重建中国史架构。在这一视角下，法律作为国家对社会及个人进行规范的基本工具，自然引人注目。因此法律史研究在东京学派谱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包括仁井田陞、滋贺秀三、堀敏一、周藤吉之等都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可以清晰地看到，《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作为一部法史专著，无疑在基本论题和史料处理上更多地继承了东京学派的传统。作者对于学术史上的论证重点、研究思潮，以及自身的研究定位是有着清晰的自觉意识的。而另一方面，作者在基本历史观念上却可以说是有意识地跳出早期东京学派的西方理论背景，回到历史环境和文献本身，踏踏实实地去分析法条，解读史料，揭示身分法的展开过程，在此基础上再试图解明其背后隐藏的法律规定与国家意志、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例如宋代史料中出现的“奴”、“仆”、“雇佣”、“佃仆”等语，无论哪一个，都是十分庞杂的概念，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在含混的状态下笼统解说，有时就不免陷入纠缠，甚至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常常由于处理方法和主观解读等原因，针对相同的史料进行分析，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作者的处理方式，则是从一开始就对材料从不同层面加以分判，如某一范畴究竟是一种社会俗称，或是专门的法律用语；是一种法律身分，抑或一种社会身分；是从属于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是体现了经济关系，还是阶级关系等。通过这种分判，原本相似的各种范畴中所隐含的不同就显现了出来。

　　然而作者的长处又绝不限于对材料的局部判析。在他的细致观察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学术史背景和理论演绎。由书中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东京学派的法史研究传统之外，作者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也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他的研究指向在某些时候是将唐宋甚至明清法史中的关键问题纳入唐宋变革的宏大视域之内进行理解的。作者这种不拘泥于某一学派的固定视角和取径，而同时兼容并收地继承既有学术传统的研究方式，使其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从而能够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囿于某一特定的观念体系。书中的另一重要论题，是宋代佃户问题。作者在运用上述同样的手法，将佃户进行分类阐明之后，打破了学术史以往对这一问题进行论争的思辨格局，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

　　作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仅仅体现于对法律术语、法律规定的分析和理解上，还体现于对法学理论体系的推进上。在身分和身分法的问题上，在战后初期占据主流的是仁井田陞的力量关系理论。西嶋定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对这种反映论提出了批判，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身分法是国家从理念上设定的社会结构模式，并提出了“国家身分”学说，该学说一举扭转了此前的学界理论倾向，开始成为主流。而本书作者在高度评价西嶋氏“国家身分”学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批判地继承，认为所谓“国家身分”，并不是仅仅是如西嶋氏所说的“通过国家法令对其身分性地位进行规定的身分”，而应该是“基于内在规定了国家制度、法令、政策的统治理念，而演绎性地设定的身分”。与这种“演绎性”设定的身分相对应，作者提出了“归纳性”设定的身分，亦即“从良民内部的私人支配隶属关系中，抽取一定的相对性标准，据此进行归纳性设定的身分”。基于这一思辨，作者进而指出，奴婢、部曲的法律身分属于前者，雇工人的法律身分则属于后者，从法律性质的方面对奴婢与雇工人的区别加以解释，从而为解决良贱判别标准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一分判无疑是值得充分给予关注的学术方法创获。正如高桥先生敏锐指出的，在人（国家、政府）面对社会既存现实进行归纳整理的同时，从精神理念出发进行的逻辑演绎同样会对人类的世界认识造成强大影响，从而对社会现实进行塑形和改造。作为国家规制社会的工具，法律正是这两种设定方式的综合呈现，而后一种认识角度在长期遭到忽视之后，正应当成为我们今后研究中国法史的重要取径。

　　（《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6 月出版，定价：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