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献学出身的编辑来说，吴骞和他的拜经楼自然是在校期间就已经听说过。而能够编辑出版他的集子，更是一种幸运。

　　在入职浙江古籍出版社后，我就参与到“浙江文丛”的编辑工作中了。在最开始见到的“浙江文丛”书目中，就有《吴骞集》一种。当时部门主任对我们说，大家在编辑的过程中，也可以选择一两个品种自己整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能够让编辑亲自体验文献整理的甘苦，也可以对文献整理的体例等，有着更深的体会。二来，老一辈的古籍编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管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还是我们社的前辈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在记忆中，我们参与文丛编辑的同事，大约都选择了一两种来整理。而我选择的，是《南疆逸史》。至于吴骞，由主任选择自己整理。后来因为工作日忙，除了路伟兄整理了《姚燮集》外，我们大多未能整理出自己选中的书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后来才又约请虞坤林老师整理了《吴骞集》，成为了此书的责编。

　　说起《吴骞集》的约稿，也很偶然。某天，一位美术社的同事问我：“你们文丛有收《吴骞集》的计划吗？”我说有的。他询问我是否寻找到了整理者。我询问部门主任后，知尚未开始整理。于是同事推荐了虞坤林老师，说他对海宁的地方文献比较关注。也整理出版过海宁籍学者管庭芬、陈乃乾等人的著作。可以请他整理《吴骞集》。

　　同虞老师联系后，知他关注吴骞已经有一段时间，吴骞的著作也收集了不少。甚至有些品种也曾经做过一些简单的标点。于是我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帮我们整理《吴骞集》。按照丛书的体例，对于名家，一般是收入诗文集和一些代表性的笔记。就吴骞来说，当时进行商讨，基本确定了整理诗集、文集、诗话和笔记、日记的思路。也即是收入《拜经楼诗话》《拜经楼诗话续编》《愚谷文存》《愚谷文存补遗》《桃溪客语》等著作，并且比较顺利地签订了出版合同。

　　虽然大体收书范围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存在的困难也还不小。一是时间比较紧迫，二是收书种类多，各种书之间体例不一。比如收入的各种著作之间会有内容重复之处。有的考证文字，会在日记里发端，而后来又陆续发现材料，于是在笔记中又有申发，又稍作修改收入文集。对于这类重复文字，怎么整理比较恰当？还有就是诗文的辑佚方面，因《拜经楼诗集》的刻本是编年的，但是诗集稿本和刻本之间，篇目尚有不同。有些稿本中的诗作，并未收入刻本中。对于这类诗作，在辑佚时，是在以刻本为主体的情况下，将这些诗作重新进行编年呢？还是保存刻本旧貌，将未收诗作单独辑出？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和虞老师最开始有一些分歧。后经过多次讨论，才终于确定下基本尊重原书刻本的原则。

　　具体到上面提到的问题，则作如下处理。一是尊重诗文刻本的原貌，而稿本中的诗文之作，则分别辑出放到诗文之后，分别作为诗和文的补遗。而对于各种著作中的文字类似和重复之处，也各依底本。只有在底本明显为讹误字，影响表达时，方才据其他文献校改。这个原则的确定，主要是居于如下考虑：在辑佚方面，主要是因为如果要将稿本中的诗文也一一编年，重新编定新的新的诗文集，势必会破坏吴骞自己刻集的本意。且这样一来，必定需要进行大量的考据工作，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新的错误，影响甚至误导读者。对于重复条目的安排，一是为了存原本旧貌。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各条笔记之间虽然有文字的重复，考证的内容、材料也基本相同。但是，因为写作的时间不同，与前期的笔记相比，后期的笔记中有时候会进行一些增补材料、修饰行文语气之类的变动。我们经过讨论后，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文字都保留下来，这样可以方便发现原作者本人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具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种深入，有时候是因为材料的不同，有时候则是因为对材料的解读不同。如果这些内容，只取最后的定本，而将其余相似内容删除，则无法见出吴骞本人学识和思想的增进。

　　《吴骞集》的整理过程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稿本和刻本文字的差异如何呈现。稿本和最后定本之间，总是经过作者的修改。这个过程，有时候是反复进行的。有的诗文，拿最后的底本与稿本相比，已经面目全非。这个问题，是整理明清许多人的诗文集都会碰到的。在编校《吴骞集》时，正在阅读陈正宏的《东亚汉籍版本学》一书，里面也提到了李渔对自己诗稿的大量修改，甚至故意修改写作时间。稿本的大量修改，在吴骞的诗文中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我自己将其戏称为“多稿本”。按理说，稿本应该具有唯一性，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也会有特殊性。吴骞曾两次往休宁省墓，在行程中就创作了不少诗作，另外，他在这过程中，尚记有日记，又有专记这两次省墓过程的《可怀录》《可怀续录》。而他的有些诗作，就同时具有诗稿本和《可怀录》的稿本。后经相商，诗文部分的文字，以刻本为准。而稿本文字与刻本不同者，则用校勘记加以说明，不改字。另外尚有稿本中的组诗，而刻本有少收的，则以校勘记的形式补在相应组诗下。至于非组诗而稿本有刻本无的诗作，则单独辑出作为补遗。至于被“多稿本”收录之作，文字不同的，也分别注明。

　　以上是《吴骞集》出版过程中关于体例设定的一些相关情况。至于具体整理编辑过程中和虞老师的电话讨论、当面商量，则难以一一说明了。有时仅仅因为一个细小标点的处理，或是具体某字是按照底本，还是替换成通用字，都会相互沟通说明。在我编校的“浙江文丛”图书中，这种算是和作者联系比较多的一种。之前的品种，很多都是旧版书的再版，在体例上没有太多需要讨论的。而这种图书的编校，算是自己的新突破吧。在点点滴滴的讨论中，自己也有了较大的成长。当然，因为图书整理出版的时间限制，图书中应该还有一些问题，也请广大的读者指正。

　　另外想说的是，以前上学时，只知道吴骞爱藏书、爱刻书，对其著作本身并不了解。正是通过编校他的集子，才对他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他与学者名流多有往来，互相讨论书籍及金石碑版之学。他又热心地方事务，收集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并且能够关心地方治理。而对于忠义之士，他也能多加表彰，在诗文笔记中对岳飞、卢象升、张煌言等，皆频频致意。而其诗文之作，或游山水，或定金石，或聚朋观书，皆颇有可读之处，不能仅以藏书家目之。本书收入吴骞的《拜经楼诗集》《拜经楼诗集续编》《拜经楼诗集再续编》《愚谷文存》《愚谷文存续编》《拜经楼诗话》《拜经楼诗话续编》《桃溪客语》《小桐溪随笔》《尖阳丛笔》《烟云供养录》《吴兔床日记》等著作。吴骞的诗文笔记，已略具于此。通过本书，也可以感受到吴骞同清代江南学术生态圈中其他圈子成员的密切联系。

　　（《吴骞集》（全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定价：5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