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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正误 存真求实 发布时间:2010-7-8 0:00:00   作者:吕瑞锋  
  近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的《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定名,实于此有深刻的寓意:“更名为‘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因为本书的主要一组论文是有关敦煌文书的真伪辨别,所以突出这一点,书中其他论文和书评,都在敦煌学的范围,故以‘敦煌学论集’为副题,希望以此为敦煌学的广袤大厦添砖加瓦,而不至于让图书馆员误将拙著放在古人别集的故纸堆中。”(本书序言)   本书的主体是作者于1999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敦煌学的论集——《鸣沙集》,主要内容以探讨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为主,涉及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敦煌写本的真伪辨别、藏经洞中混入的黑水城文献以及连带相关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藏书状况与藏书制度、唐五代敦煌禅宗典籍的抄写与流行情况等等。作者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藏经洞封存文献和绘画品的性质,为此也花了不少力气来分辨出原本不是属于藏经洞的文献及其来历。《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一文,从斯坦因探险的最早记录和照片以及藏经洞出土资料等方面的分析,考证出当时最重大但被忽视的于阗灭于黑韩王朝的重大事变,是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这是目前关于此课题最完整、权威的诠释。甚至可以说,本文一出,几成定论。自其全球性调查成果《海外敦煌文献知见录》在1996 年出版之后,作者成为举世不多的最主要的敦煌文献学专家,而《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李盛铎藏敦煌写卷的真与伪》等,记载了作者此后对藏经洞文献的追索、考定。《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则尤其显示了他对于材料甑别的功力。其中前三篇都已翻译成英文发表,后一文也有日文翻译,可见他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者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开掘和利用。本书展示的俄国罗勃罗夫斯基、科兹洛夫考察队在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的官府文书和照片,可以增加我们对二十世纪初外国考察队活动的了解和深思;而书信资料等,更是立体重现了狩野直喜、王国维、向达、常书鸿、胡适等围绕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历史史实及相互联系。 本书有些文章不是发表在很重要的刊物上,虽收入台湾出版的论集,但在大陆地区不太常见。学术贵在切磋,《鸣沙集》中的一些论文和书评颇带一些学术批评,作者当然也希望听到回馈的声音。 基于此,作者一直有在大陆出版《鸣沙集》的简体字版的想法。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繁简转换,他又有些不甘心,于是整理了近十年来没有收入《鸣沙集》和《敦煌学新论》的相关文字,以及后来所撰有关敦煌学的主要论文,仍然是围绕着藏经洞宝藏、写本辨伪、禅宗文献的追踪、黑水城文书的剔除等内容,加上有关王国维、狩野直喜、向达、常书鸿等人的敦煌学史论述,增补者逾十万言。另外,最近十多年来海内外敦煌藏卷纷纷公布,昔日作者费尽艰辛而挖掘到的“宝贝”,今日已成学者治学之公器,正可以借董理旧文之机,增补若干图版。旧文新篇汇集在一起,约有三十余万字,辅之个别精选的图版,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若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1909 年为起点,至2009 年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而刺激勃兴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已届百年。由于目前尚不能全面总结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前后,学界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方式以示纪念或总结,比如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刘进宝教授主编的《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等,都是对敦煌学的回顾、总结与展望。荣新江教授的《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深思慎取、辨伪存真的严谨态度全面回顾总结作者治敦煌学的成果汇总。   (《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荣新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定价98.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0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