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确了中华上编和中华书局两家的关系及各自的编辑出版特点，就可以对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和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 年1 月16日）两文中的有关论述提出商榷意见。

　　徐庆全文把他掌握的不够完全的中华书局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糅合在一起，得出了两个不准确的结论：一是把陈寅恪先生未能出版的论文集误指为《论再生缘》；二是把中华书局一个单向的且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误认为中华书局拒绝了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出版。上文概述的事实正与这两个结论相反。兹再引一些材料申论之。

　　首先，据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下所载陈寅恪先生的交代底稿，记述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陈先生这里明确说的是“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论再生缘》为一单篇长文，“旧论文稿”既要集起来，就不可能指单篇的《论再生缘》。

　　其次，1962年7月25日，中华上编致信陈先生，言：“顷自陈守实、蒋天枢二先生处获悉，先生近有伤足之恙，不胜系念，想无大碍否？至望珍摄，早臻康复。关于先生论文结集出版事宜，前曾数次奉洽，此次亦扰陈、蒋两先生言及，云已编就，闻之欣忭。未知全稿能否即予赐寄，我所当尽快安排出版，以慰读书界多年想望之殷。有关印制注意事项，并请开示数条，无不遵办。”又言：“我所编印之不定期刊《中华文史论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辑即可出版，届时当寄奉请正。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复为感。”陈先生8月1日复信中说：“拙著‘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开付印。目前实无暇及此。来函所云一切，未能从命，歉甚。”［3］直到1964年11月18日，陈先生撰《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才告修改完成。可见，不仅中华书局没有约过陈先生《论再生缘》，更无从拒绝出版一事（中华书局拟约的是陈先生文集《金明馆丛稿》），而且中华上编拟发表《论再生缘》也为陈先生以“尚待修改”为由拒绝。所以，陈先生感叹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决不可能指的是《论再生缘》。

　　据目前所发现的材料，可确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当年只接受了中华上编的约稿。因此，拙文《〈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认为陈先生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指的就是《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但是，陈先生是在1963年3月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的，何以他在1962年春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以致徐庆全文认为：“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这里有必要加以辨析。朱浩熙著《蒋天枢传》据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记载：“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先生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 —152页）陈正宏为蒋天枢先生晚年弟子，所记当可信。又，卞僧慧先生《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4月）1962年“早春”条编者按语云：“慧按：蒋秉南见告：当时因先生原作有‘黄巾米贼’语，出版方坚持更改，先生不同意其要求，直至先生没世未得出版。”由此可以推测，虽然陈先生是在1963年3月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的，但在此之前，中华上编乃至更早的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已就陈先生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陈先生交换过意见，只是陈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在这种形势下，陈先生担忧自己的这本文集有生之年无法出版，所以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

　　五

　　余英时长文《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以一半篇幅谈“《论再生缘》风波”，多据徐庆全文和卞僧慧所编年谱立论。对于余先生关于陈寅恪风骨和《论再生缘》风波的解说，本文不予置评，仅就文中谈及中华上编部分予以订正。余先生身在海外，不了解中华书局与中华上编之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文在谈到“陈寅恪《论再生缘》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在大陆出版”这一问题时说：

　　但最可注意的是1962 年7 月25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给陈先生的信，信上说：“我所编印之不定期刊《中华文史论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辑即可出版……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覆为感。”

　　此函写在《再生缘》讨论中止以后，可知党方仍未放弃出版《论再生缘》的计划，但方式却有所修正。一年多前金灿然以中华总经理的身份亲自登门请求，显然是准备出一部专书，以示隆重看待之意，而此时则改由该局上海编辑所出面，希望将此稿收入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作为其中的一篇论文。这正是因为原始的构想流产，不得不大大降低出版规格，把它的流通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小的限度。

　　这一判断就不免有些武断了。

　　首先，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论文绝非余先生所说“大大降低出版规格，把它的流通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小的限度 ”。《中华文史论丛》约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稿是在1962年。这一年，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印迹的是，知识界普遍感到政治空气有了松动。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所谓“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亲自参加了“广州会议”，并向与会科学家、文艺家发表了重要讲话，批评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在会上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此之前，1962年1月8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单位的座谈中指出：“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书出版了，就可以研究批判。”1962年3月7日、30日，周扬两次与金灿然等谈话，说：“出版学术著作，标准要宽一些。凡是下功夫收集了资料而又有自己的看法的，只要不涉及现实问题（如外交），就可以出版。我们是搞政治的，自己写不出学术著作，对人家的学术著作又卡得很紧，结果就只剩了政治理论书籍和教科书了。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学术有个继承问题，继承就要让人家的出来。有问题的，可以批判。……都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太高了，那就几乎出不了什么东西了。王国维的、陈垣的、陈寅恪的，都要出。”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才有了上文引述的中华书局编辑部1962 年6 月12日致函杨荣国催询陈寅恪先生论文集编订计划一事。［4］在周扬、齐燕铭的提议下，中华书局的大型学术集刊《文史》也于1962年冬创办出版。首辑作者有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段熙仲、朱谦之、杨宽等著名学者。首印三千册很快销售一空。［5］与此同时，中华上编也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于1962年8月出版。第一辑刊发了平心、杨宽、蒙文通、任铭善、蒋天枢、朱季海、陈子展、夏承焘、陈奇猷、丘琼荪、周予同、汤志钧、吴泽、唐长孺、俞平伯等15位作者的14篇论文，其中周予同、汤志钧合著《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初版也印三千册，估计是与《文史》保持一致。对于以文史考辨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来说，三千册的印数不算少了，流通空间也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再从上述两家刊物首辑作者的阵容来看，均为文史学界的一时之选，所刊文章质量较高，长期为学界肯定。这些都说明两家对这两种刊物都是高度重视的，并不将之作为奉命而聊以塞责之物，也因此这两种刊物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成为我国文史学界相当一个时期内一南一北最有影响的两家学术刊物。

　　其次，《中华文史论丛》约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稿绝非余先生所说出自“党方”或中华书局的授意。中华书局有自己的学术集刊《文史》，《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用的都是中华书局的社名，且印数相同，不存在轩轾之分；而且，在1962年的形势下，中华书局也想发表陈寅恪先生的论文以贯彻领导指示，因此绝不会授意《中华文史论丛》而不是《文史》去约陈先生《论再生缘》稿。

　　当年起草《中华文史论丛》约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稿函的编辑钱伯城先生现年九十，仍思路清晰，能执笔为文。他向笔者回忆起当年约稿的情形。当时，陈向平从陈守实先生处借得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油印本一册，在编辑部中传观。陈向平对陈寅恪先生十分推崇，编辑部同人对于陈寅恪先生论文的创见都钦佩不已，遂趁《中华文史论丛》创办之机，向陈寅恪先生约此稿。虽然，《论再生缘》当时未能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但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在李俊民的支持下，仍由钱伯城任责任编辑的《中华文史论丛》七（复刊号）、八两辑首次在内地刊登了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文，遂了十多年的心愿，在拨乱反正的当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次凸显了《中华文史论丛》在文史学界的影响力。［6］

　　［注释］［1］中华上编成立时，李俊民任主任，陈向平、戚铭渠、金兆梓任副主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并入中华上编后，增加舒新城为副主任，李俊民兼任总编辑。1961年7月，金兆梓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改任主任后，李俊民以总编辑兼副主任，当时任副主任的陈向平和戚铭渠两人同时兼副总编辑，直至1966年12月。金兆梓是历史学家，也是中华书局的老人。他1951年退休后迁居苏州，后当选为苏州市副市长。1957年复聘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随后出任中华上编副主任、主任。1961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1964年，因患脑血栓症离职休养。以上记载见中华上编的档案记录，参见李俊民《我的生平》（《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 —2011）》（中华书局，2012年）所载有异。

　　［2］以上记载，参见《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 —2011）》（中华书局2012年）。

　　［3］参见高克勤《陈寅恪先生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二期）。

　　［4］参见徐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轶事》（《书品》2010年第五辑）。

　　［5］参见沈玉成《〈文史〉诞生的艰难历程》（《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中华书局，1987）

　　［6］参见钱伯城《1961 —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问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