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因为石窟寺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条佛教艺术的画廊。漫步在这座艺术殿堂，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国佛教艺术的萌生、勃兴、成熟的整个过程。然而就在这座画廊，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引，我们将会很难读懂他们的内容，很难感受其中的博大精深。张宝玺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揭示佛教艺术奥秘的导师，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依然笔耕不辍，2016 年11月出版了《河西北朝石窟》。这本新书非常厚重，这份厚重不仅仅是指大作体量的厚重，更是学术内容的厚重。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石窟艺术研究和图版。其中研究部分共计4章。第1章主要介绍河西自然面貌和历史沿革，这是河西石窟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其次介绍北朝石窟整体分布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石窟主要分布于古代交通要道的特点；再次重点分析北朝石窟的年代问题，这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最后分析中心塔柱窟的造像题材和风格演变。第2章则用翔实的文字记录了河西石窟的历史沿革和洞窟内容，整体再现河西石窟现状。第3章是北朝石窟大事年表，为读者理解河西石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方便。第4章是河西石窟内容总录，作者用简练的文字保留下第一手的考古资料。第二部分是图版，共计227帧，弥足珍贵。

　　《河西北朝洞窟》的出版，对河西石窟研究乃至中国西北地区石窟艺术研究具有多重意义。

　　一、 本书可以弥补河西石窟研究的薄弱环节

　　河西石窟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第一，它是早期佛教艺术东向传播的见证者。佛教考古专家宿白先生曾经提出“凉州模式”的概念，依据就是河西走廊的这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遗迹。第二，它同样是北朝佛教艺术西向回传的见证者。北魏在5世纪60年代开创了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作为北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云冈模式”形成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地，这样就形成了一股佛教艺术西向回传的潮流，河西石窟也深受影响。第三，它保留着十六国到元明时期的佛教遗迹，时代跨越上千年，整个中国佛教艺术风格演变历史在这里得到了完整体现。

　　与其地位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目前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以莫高窟为核心的敦煌石窟是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敦煌周边中小石窟的研究却长期以来处于低沉状态，深入细致的研究远远没有展开。本书系统介绍了河西石窟的时空背景，对石窟年代、内容、艺术风格都有详尽阐释，不仅如此，还完整详细记录了洞窟内容，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可以说，本书图文并茂、立体多维地展示了河西北朝石窟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魅力。

　　二、 本书为河西北朝石窟的年代提出了新的观点

　　根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北凉沮渠氏“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胜，专崇福业”。北凉不仅统治河西时间长久，版图庞大，而且极力推动佛教发展。20个世纪下半叶学者们一直在热烈讨论“凉州石窟”在哪里的问题，其结果是多数倾向于武威天梯山石窟。此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也被发现，轰动一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界把河西石窟中的一批遗迹悉数归入北凉的范围。然而我们知道，时代明确的北凉佛教作品比较稀少，主要是目前公布的14座北凉石塔，数量有限。

　　本书认为，天梯山石窟内的北凉遗址、遗物实在薄弱，难以确定，在常年考察和甄别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敦煌莫高窟中心柱窟始于北魏中期。云冈石窟中心柱窟始于北魏太和年间，其年代考证相当可靠。由此推论，河西中心柱窟的流行不会超越这个年代。特别是在北魏佛教国家化、民众化的历史背景下，河西石窟受到云冈石窟很大的影响。”（第19页）《河西北朝石窟年代表》把原来学界所确定的北凉洞窟重新断代，其中北魏石窟包括天梯山石窟第1、4、7、8、18窟，金塔寺东窟和西窟，千佛洞第2窟，文殊山第1、2窟，昌马第4窟等等（第14页）。作者在随后的《以中心柱窟为主的河西北朝石窟》和《造像风格之演变》等节进行阐述，并在第二章《河西北朝石窟分论》相关部分展开详论；这样看来，河西主要早期石窟和敦煌北朝石窟一样，都应该是北魏开窟盛期的产物，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必将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思考。

　　三、 本书所公布的历史图版信息丰富，弥足珍贵，对还原洞窟原貌具有重要价值

　　河西石窟部分洞窟位于现代人日常生活区域，极易受到人为破坏；而部分洞窟远处深山戈壁，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洞窟造像壁画残损殆尽。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河西石窟，首先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洞窟内容破坏严重，尽最大可能复原洞窟原貌成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而本书则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信息丰富，极具研究价值。

　　本书首次公布部分壁画资料。比如酒泉文殊山前山第1窟中心塔柱正面佛龛以及左壁底层北朝壁画（图版第81页，第82 页），正是该窟前壁左侧的曼荼罗曾经险些被不法分子盗取，至今刀痕仍在。

　　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资金的大量投入，许多石窟进行了加固维修，在此过程中石窟外在的历史原貌有所改变。比如凉州瑞像原来暴露在外，远远望去，确有史书记载“挺出石像”的感觉，（图版第19 页）如今瑞像已经被包裹在寺院殿堂之中了。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1 到第4 窟（图版第41 页，第44页）和第8窟（图版第52页）原来周边有部分残窟，现在经过加固维修，增建了窟檐建筑。

　　部分佛像经过后代的改造，已经面目全非，造成了学术界研究的分歧甚至误读。本书图版却保留了他们的历史原貌。张掖千佛洞第6 窟主尊现为立姿阿弥陀佛，但是实际上这是一尊标准的“凉州瑞像”。这类造像流行于唐宋西夏蒙元时期，其标准造型就是佛像为立姿，身穿袒右式袈裟，左手置于胸前手握袈裟，右手下垂作如愿印，其背景多是山峦。第6 窟主尊原来的造型（第67 页图20，图版第57页）完全符合凉州瑞像的标准。大约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当地信徒曾经对主尊进行了改造。这次重新改造引发了学术界讨论的大分歧。但是利用本书的历史照片，这些分歧就迎刃而解了。

　　掩卷之余，笔者引用佛教艺术研究专家黄文昆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本书第一次以翔实的论述和丰富的图版，将河西地区除敦煌以外的中小石窟系统、全面地介绍给读者，从而衔接敦煌，建立起河西石窟研究整体性的框架。”

　　（《河西北朝石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1 月出版，定价：29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