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水龙博士新作《〈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前不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古文献学专家严佐之先生为其作序云：“此编取材宏富，义例谨饬，超越以往，裨益来者，既堪为《近思录》校注评集萃的一项新成果，亦庶几《近思录》后续研究著述的一个缩影。此编既出，朱子《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之缺憾，差堪告慰矣。”

　　《近思录》在历史上并非科举考试专用之书，但却具有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详于“义理精微”，在朱子眼里已为“《四书》之阶梯”。南宋以降，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东亚朝鲜半岛、日本，注解、仿编、研究此书者层出不穷，时至今日此书依然是学界乐于研读的学术思想经典之一。经初步调研发现，文献记载的《近思录》传本，除亡佚者外，仍有二百多种存世，主要流布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等。

　　程水龙博士的专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多年来专注于《近思录》文献研究。近八年来在学习工作之余不断外出调研，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乃至日本、韩国等各大藏书机构，搜辑、比勘、辨正、研讨东亚区域南宋至今的《近思录》文献，考其源流，较其优劣。故能在全面梳理考证各类代表性版本之后，确定以南宋刻本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为底本，以元明清《近思录》传本中代表性版本为校本，并通过分类分条汇辑现存清咸丰七年冯景琦《校刻近思录札记》、同治八年王炳《近思录集注校勘记》、光绪十年传经堂刻本《近思录》所附《考异》、光绪十年王守恭《〈近思录集解〉正文与〈遗书〉吕本、吕氏家塾本异同考》、朝鲜李朝仁祖八年广州府刊本《近思录》所附《考异》，以及国内外注编本中若干相关校勘文字，展示出理学经典读本《近思录》版本的流传与演变发展情况。

　　程博士以版本调查为先务，不惮劳瘁。此著荟萃了他多年实地调研所得，选材用宏取精，着实费力。在《集校集注集评》的编撰过程中，他对大量一手文献慎重裁辑，谨守注家原貌，按成书先后编次各家注文，眉目清晰。故此书中的校注文字，多能从现存各类文本中寻求最早、最有价值的底本进行纂集，其甄别遴选之功，对发掘整理《近思录》古注贡献很大。该书中辑录的东亚各时期主要注家的注解，有中国的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叶采《近思录集解》、张习孔《近思录传》、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李文炤《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张绍价《近思录解义》，朝鲜李朝学者李珥《李子近思录》、郑晔、金长生《近思录释疑》、李瀷《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朴履坤《近思录释义》，日本学者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泽田希《近思录说略》、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东正纯《近思录参考》等。可见，其所选《近思录》原文本和注本的版本为国内外现存《近思录》版本中的重要代表，多为首次整理，故在《近思录》文献整理发掘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集校文字可纠正近年来整理出版的相关《近思录》版本错讹，纂集的各家注语，利于读者洞察古注文字所反映的不同时期学者的学术思想情感，有助于后学进一步探究相关注文在东亚理学研究中所具有的学术思想价值。

　　《集校集注集评》竭力辑录的各国各家注文、评讲，客观上使《近思录》这一理学史、哲学史和思想史名著，与宋代以来各个不同时代文化学术旨趣的复杂关联，得以直观而具体地展示。并且程水龙博士亦间加按语，考其得失，评其要点，阐明己见。如作者认为：清代张伯行改换了《近思录》卷六第13条语录，而原本辑录的程颐语录，并非有太苛刻之意；“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深层意味并非只是针对孀妇而言，而是涉及到人的品行节操，成为一种社会伦理原则。后世对于程颐此语，接受者似有“你言在此而吾意在彼”之趋向，存在不同视角的理解，既有对此语所潜藏的人性“常理”的理解与接受，也有一律否定孀妇再嫁行为者。宋代理学与明清理学存有差异，程颐不反对程氏家族内的寡妇改嫁，后世则偏重于女性改嫁、贞操之事，显现出对程朱理学解读的一种偏差。

　　随着学界对《近思录》文献研究的深入，对《近思录》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已不再停留于《近思录》内容、体例本身，势必对《近思录》学术史作深入探究，而《集校集注集评》可为《近思录》文献的后续研究，特别是为人们需要关注、开掘的朱子思想资料研究提供一系列较完整的《近思录》学术史文献。读者在明察《近思录》版本之异同、注家之特色、评者之情感的同时，可进而探寻注评者之用心、流布者之情愫，发掘东亚典范性汉籍《近思录》在悠久而广泛的历史空间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多种因素。《〈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堪称“集萃”之作。

　　（《〈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定价1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