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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略述（中） 发布时间：2011-2-18 0:00:00 作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

　　二、王国维与《传书堂藏善本书志》　　王国维与蒋汝藻及传书堂结缘在1916年自日本归国之后。1926年7月31日，蒋汝藻50寿辰，王国维作《乐庵居士五十寿序》相赠，其中述及两人交往之因缘，云：“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天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其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宋椠明钞，走一力士取之，俄顷而至。”（陈乃乾编：《观堂遗墨》，民国石印本。）　　王国维、蒋汝藻之相识与结交，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同，他们都自居前清遗民，加上彼此所好相同，对古代文献都有特别的感情与爱好，因此与沈曾植(子培)、朱孝臧(古微)、张尔田(孟劬)、罗振玉(雪堂)、孙德谦(益庵)、刘承干(翰怡)等皆时相过从，讨论学术，钞校古书，研究古籍版本，商讨刊刻文献等，陈乃乾先生云：“在民国十年(1921)前后，上海藏书家最著者，为刘氏嘉业堂、蒋氏传书堂、张氏适园。三家皆浙江南浔镇人，其搜罗之方法及性质互异。⋯⋯传书堂主人蒋君孟苹，精力过人，除经营其轮船垦牧诸实业外，余事购书，旁及书画。皆亲自鉴断，不假手他人。海上学人若沈子培、朱古微、张孟劬、王静庵诸人每晚集其家纵论古今，主人以口酬客，以手钞书。其所影钞宋版《魏鹤山集》六十四巨册，首尾工整，无一率笔。可谓真知笃好之士矣。张刘两家皆延缪筱珊编藏书目录，孟苹独以此事属之静庵，亦具卓识。”（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 —9页。）　　王国维之作《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事起于1919年9月。王国维1909 年9 月30日致罗振玉函云：“蒋氏书先送来经部易类十四种。一汲古影宋写本《汉上易传》十一卷，附《汉上先生履历》一卷。此书自宋以来著录本均不闻有《履历》，现拟觅通志堂本一对，恐未必有也。此外元本《周易传义附录》，则经拜经旧藏。又有郑桐庵先生《周易广义》手稿(存下经卅二卦)，不分卷，无书题，但有‘郑敷教印’、‘士敬’、‘荥阳’诸印，行草极似朱子《论语集注稿》，四库存目中有此书四卷，殆有刻本欤？”(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系此事于同年11月，恐误。先是，蒋汝藻于1917年延请吴县曹元忠为其藏书编目，然经年无只字提交。1918 年1 月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修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苹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钞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竟多增一人，于孟苹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按，曹元忠曾受业缪荃孙，尝受聘编纂内阁大库见存书目。孙德谦，字益庵，吴县人。因张尔田之介，王国维得与孙德谦结交，并曾为其《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后序》。是时，北京大学屡屡高薪礼聘，但因政治理念上的歧异，王国维皆婉辞不就。另一方面，迫于生计，王国维又亟欲谋此编目之事，于是在1918年7月9日致信罗振玉云：“蒋处有公函绝佳，但稍俟之则某君必有定夺。孙君(指孙德谦)虽言某君(指曹元忠)办事之懒令人无可为力，然实与某君甚厚，而孙蒋亦甚厚，此时遽投公函，则孙君不免介意。若俟秋后某君事解决，以先生一函发起于外，而与孙图其内，则四面圆满，事亦易成。如某君仍旧，则助之亦佳。好在此事蒋君鉴于某君，现决无聘人之事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64页。）　　后来曹元忠自己辞去了编目之事，王国维这才接任。王国维编纂书目，一般由蒋家派人用车按类分批送至上海王国维寓处。从现存王国维致蒋汝藻、蒋谷孙的信札来看，王国维的编校工作极为勤勉，与前任之行事，判若天壤，由此亦可见王国维之为人。1918年1月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者，蒋孟苹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7 —238页。)。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从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初稿基本完成，但直到1924年7月才最后交稿，历时将近五年（《王国维年谱长编》谓王国维编《密韵楼藏书志》历时二年余，误。）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谓“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于家，清稿在乌程蒋氏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系完稿于1923年农历3月，当公历4、5月间。陈乃乾则云：“静庵为传书堂编藏书目录，甫成经史子三部及集部迄元末，忽奉宣统南书房之召，遂弃而北行。后孟苹商业失败，以书质于××银行，即据静庵所编之目录移交，故明人集部独留。其经史子三部中之最精宋本数种，亦为蒋氏截留。当时××银行点收之人非知书者，且以此为暂时抵押性质，故不注意及此。迨抵押期满，书为涵芬楼收购，亦即由银行移交。时传书堂善本书虽全部归于涵芬楼，而宋刻《草窗韵语》、《新定严州续志》、《吴郡图经续记》、《馆阁录》、《朱氏集验方》诸书独归他姓，而明人集部六百八十余种则别售于北平图书馆。”（《陈乃乾文集》，第9页。）　　按，根据其他相关史料，陈乃乾之说恐不准确。1922 年7 月23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顷将尊藏《千顷堂书目》校于张刻本，以为录明人文集豫备，顷已校毕。其明人文集请饬车陆续送下，以便入录为荷。”（《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2 —323页。）1922年8月14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前书录毕，乞遣车换书为荷。此次明人集中孤本不少，而危太朴《说学斋稿》(菉竹堂本)尽在通行四卷本之外，尤为秘罕。想明人集中如此者必多。”（《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6页。）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中也确已包括了明人著作，台静农先生在影印本后记中提到：“静安先生北京讲学犹携初稿往，时加改正。”盖王国维赴京时，书稿已经完成，只是部分内容后来还有修改补充。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被命南书房行走，然因编目事延宕未赴，5月2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催促说：“至孟苹之目录，若急于告成，则轮船箱装寄京，亦无不便。”（《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4页。）5月7日王国维复信说：“此间蒋目已结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5页。）不过，到王国维赴京后，蒋目仍未最后定稿。7月15日王国维在致蒋汝藻的信中说：“前月移居后，将尊藏明人集目排比一过，而尚有二三十种为《千顷堂书目》所无，其人亦不易考，无法位置。尊藏如有《明进士题名录》，拟检一过，如《题名录》无其人者，则可用《千顷堂目》例附于每朝之后，此书请与拙集一同寄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8页。）大概当时全稿虽已草成，但明人文集部分尚未交稿，还在继续编排，故在八月上旬致蒋汝藻的信中王国维又再次提到此事：“尊处书目明人专集已编排就绪，惟尚有二三十种无可归类，须检《明人进士题名》，若《题名》所无者，则置之每朝之后可耳。”（《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2页。）　　到8月23日，王国维在北京文友堂购得明、清进士题名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5页。），因此明人集部遂得定稿。除明人文集部分还在继续编排外，宋元部分也有修改。王国维在7月29日致蒋汝藻的信中说：“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一过，须两本参合，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乃完全耳。”（《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1页。）信中所提到的将两本参合，因当时所交稿与现存誊清稿之间有何差异并不清楚，因此难以详究。《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修改定稿在1923年岁末，最后交稿在1924年7月。1924年2月6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吾兄春间恐尚不能北来，兄之书目去岁已修改一次，本俟兄去冬至都面交，兄如知有妥便可寄，望示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90页。）1924年7月中旬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书目二大包奉上。又《进士题名碑录》十册、魏三体石经拓本六张(此犹是去秋拓本，近拓太多，已有损字)，奉充邺架。”（《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1页。）（待续）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价2 30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