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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亦谱亦传 人史并现
发布时间：2005-12-31 0:00:00 作者：李霜琴
姚莹(1785—1853)，字石甫，清代安徽桐城人，著名学者、思想家，也是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任台湾知县、广西按察使等职。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曾领导台湾人民英勇抗英，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目前，学界对姚莹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姚莹任台湾县令期间领导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事迹、影响及意义；二、姚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主张；三、姚莹的文学创作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相对而言，目前对姚莹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第一个方面，从总体上看，眼下对姚莹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全面，这与姚莹在近代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均很不相称。而这种研究现状又与长期以来有关姚莹的基础资料的匮乏密切相关。2004年11月，施立业先生所撰《姚莹年谱》由黄山书社出版，可大致填补姚莹研究这方面的空白①。?
综观《姚莹年谱》一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一、本书最大的特色在其体例，即全书都采取纪事和录文相结合的方式。一般年谱主体都在于以时间为序记叙谱主一生事迹。本书则秉承姚莹在《苏厚子〈望溪先生年谱〉书后》一文中的思想，即“年谱之作，所以著人一生出处行事之实，与其文章言论相为表里，所谓夷考其人者也。或言行相顾，或行不掩言，皆存乎此。一失其实，则非以表之，适以诬之，比于传状，殆有甚焉”。全书在以时间为序记载谱主生平事迹的同时，还穿插大量相关引文，从姚莹本人作品到与之交往的其他人员作品再到相关档案史料记载，均有引用，可谓包罗万象。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是毫无节制、漫无目的的滥引，而是根据姚莹一生较大贡献之所在有所侧重，具体体现在对姚莹创作及主张、政绩与政治思想两大方面的内容上。这种独特的行文方式所取得的客观效果就是：亦谱亦传，人史并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书在客观地再现谱主的生平事迹的同时，还立体多面地展现了其思想、创作的发展历程。就姚莹人生观与政治思想的形式、发展而言，书中在姚莹早年成长时，引用其《痛定录》、《先太宜人行略》、《励志赋》等文中语，向人们展示了姚莹早年家境之窘困、母亲对他的早期教育和积极影响以及姚莹自幼即发愤读书的背景。在姚莹15岁时，引用其后来所作《上座师赵分巡书》、《与吴春麓员外书》、《复汪尚书书》等书中回忆，指出其此时即思慕前贤并开始探究为人之道，萌发“经世之志”和名节操守之念。在姚莹二十五六岁时，引用其《广州郡斋作示孙秀林》、《游榄山记》、《夜泊三善乡》、《香山道中书所见》等诗文，展示姚莹对当时东南沿海海盗肆虐为害时局及海盗被招降后隐患的忧虑，可以见出姚莹的济世思想已有了切实体现。在姚莹27岁时，结合其《康輶纪行》、《识小录》、《荷兰羽毛歌》等书札和诗歌，展示姚莹开始留心并研究域外和边疆情势情形及其早年由于未与西洋人打交道而存在的对西洋模糊而又错误的印象，可视为姚莹开眼看世界的开始。在姚莹28岁时，引用其《与光律原刑部书》，由其对自己早年在里中声气标榜之习的反思，见出其思想发生弃名求实的转变，较之早年更为成熟；此后引用的向赵氏缕陈粤东民情及应对之法的《上座师赵分巡书》、记述清军镇压天理教起义的暴虐情形的《渡河谣》、就天理教起义论及官场积弊及得人用人之法的《复座师赵分巡书》等，则让人看到了姚莹思想转变的具体例证。接下来，在姚莹历届任职上，书中均是大量引用姚莹的相关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姚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取得的卓越政绩、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对时局的忧念、对现实弊端的揭露和抨击、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及朴素进步的唯物史观，这些都是他作为一名封建社会循吏能员在其位谋其政的杰出表现。在其退出官场时，作者也注意引用大量作品，如向执政者提出留余谷防民变的建议的《复曾方伯商运台米书》、自叹命运不济而又不废著述、不忘济世的《答张亨甫书》、提醒执政者果断阻止西洋船只在台湾沿海的活动并警惕其对台湾的觊觎之心的《上孔兵备书》、被黜入蜀后所作纵论出处之宜的《与余小坡书》等，向人们展示了姚莹即使不在其位仍思济世、九死而不悔的高尚品德及其在政治上的英明果断。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台湾“冒功冤案”后，书中又大量引用姚莹《明臣议抚驭外夷》、《外夷形势当考地图》、《外夷讲求图书》、《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等文，向人们多方面展示出其倡导并推崇研究域外情事的远见卓识及其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姚莹除了政绩卓著，在近代史上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外，还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不可忽视。本书也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其中针对姚莹各个时期的引文即为我们勾勒了姚莹的文学创作及创作主张的发展过程：在姚莹15岁时，引用其《松坡诗说序》中语，见出姚莹很早就勤奋好学，开始钻研“诸家诗说”；18岁时，引用其所作《张阮林传》中语，侧面反映姚莹初露才华之早及才华之著；27岁时，引用其《与吴岳卿书》、《与吴春麓员外书》等书札，见出其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浮华学风，首倡“义理、文章、经济、多闻”之说的文学思想，较之前期已渐趋成熟；此后书中又引用了姚莹的《张南山诗序》、《黄香石诗序》、《郑云麓诗序》、《又与方植之书》、《复陆次山论文书》等等，或论述经世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或批评当时诗坛的浮华诗风，或纵论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或强调诗歌的经世功能，或探讨创作中“心”、“性”之关系，或阐述才、学、识与作文的关联等等，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姚莹的创作主张逐渐形成、发展到进一步成熟的完整过程。?
2.一般年谱在记录谱主生平事迹的同时，也会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一些对谱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但都是采取极其简略的方式。本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客观再现谱主的生平事迹并立体多面地展现其思想、创作的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力图拓开视野，通过“这一个”将笔触辐射到更广阔的层面，将谱主放在一个开阔悠远的时空中进行审视，一方面使人们对其思想、行为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加深对谱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使人能通过“这一个”看到一个包孕宏深的时代社会，力图取得人、史并现的效果。?
姚莹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之时。其内忧又可分为天灾与人祸。天灾如全国各地因天气无常而经常引发的旱灾、水灾等；人祸较之天灾危害更烈，主要表现在政府腐败，官场积弊多多，由此又导致的一系列民间起义和叛乱，如台湾的天地会起义、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东南海盗肆扰沿海、小刀会起事、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大大小小的起义、叛乱可谓此起彼伏；还有边疆地带也一直不甚安宁，如西藏不靖、新疆叛乱等等。外患与内忧往往紧密相连，国力的疲弱、政府的腐败相应地导致对外交往的劣势：外交上的频频受辱、对外贸易中的种种纠纷、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此在晚清政府体现得尤为鲜明。面对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如何落笔才能做到既不偏离主题，又能到位地展现中国当时的内外局势，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难题。本书却能将二者地巧妙有机统一起来。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姚莹的生活年代尤为精熟，他牢牢把握住了姚莹所生活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脉搏，上述时代社会局势在本书中皆按时间顺序在姚莹生活的各个阶段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本书的浓墨重彩仍放在姚莹身上。治台、保台乃是姚莹生平中最为重要的事迹。在姚莹赴台之前，台湾的局势可谓民情浮动、乱象丛生：台风、地震时有发生，游民、土匪、海盗等时时作乱，此外还经常面临外来侵略者的肆虐侵扰。姚莹莅任后，根据自己历届任职期间的成功经验，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将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在鸦片战争爆发，沿海一带节节败退、连连溃败的极端不利的总形势下，姚莹会同达洪阿等人领导台湾人民一再击退英国侵略者，既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又打击了外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成为鸦片战争的一个亮点。所以，治台、保台是姚莹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也是姚莹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业绩之所在。本书即紧紧抓住了这个要点。全书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姚莹治台、保台期间国际、国内及地方局势与姚莹的种种举措及勋绩，从而使姚莹的形象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更好地凸现出来。这其中，围绕姚莹治台、保台期间所遭遇的“冒功冤案”而展开的调查分析是本书的一个出彩之处。针对这一事件，作者围绕抗英胜利——朝廷嘉奖——谣言中伤——真假迷离——调查谈判——冤案形成——真相大白这一过程，选取了与之关系密切、而又极具代表性的方方面面人物，从他们的作品和相关史料中摘取了大量引文，对事件的真相、相关人员的表现展开了有条不紊、细致入微的调查和分析，并将之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一事件过程中，英国外交大臣璞鼎查等的表现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气焰嚣张。道光皇帝的表现则有一个戏剧化的变化过程：先是对姚莹嘉赏有加、坚决支持，接着逐渐动摇为要对姚莹等进行调查，以防英人“反侧”，再至于为防“反侧”，由原来的两军交战之时“来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人，不加诛戮耶”，变为要“问入境夷船是否前来争战”，再变为以有事实依据，欲惩办姚莹等人。进行真相调查并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使者谈判的大臣如怡良、耆英、伊里布等人的表现则是惧怕英人报复，急于平息事态而不问事件真相如何，态度暧昧，最后竟主张即使“莫须有”，也要惩办姚莹等人。朝中正直大臣如监察御史福珠隆阿等则坚决主张拒绝英夷无理要求，保全有功之臣。此外，鲁一同撰《拟论姚莹功罪状》、钱赞黄撰《论台湾之狱》等为姚莹等鸣不平，则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呼声。当事者姚莹本人的表现却是：坚决抵抗外辱，不怕报复，但最终为顾全大局，只好委屈就逮。这种行文方式取得了两个突出效果：其一就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局势，其二就是凸显了姚莹“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的坚定信念与摒弃个人利害、志在“济世利人”的高尚情操。同时，作者也通过这一事件向人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道光皇帝、姚莹等人态度的无可奈何的转变和冤案的最终形成，与晚清的国力密切相关；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对我们今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二、旁征博引，凡引必注，资料翔实。如前所述，本书所采取的体例是纪事与录文相结合，全书所引资料极为丰富，凡引必注，几乎达到无一句无来历的地步。归纳起来，其所引用资料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姚莹本人的集子，如《中复堂全集》、《中复堂续编》、《中复堂遗稿》、《康輶纪行》等等，几乎所有已刊姚莹作品均有涉猎。此外，作者还搜集了已刊作品之外的姚莹资料，主要是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两种手稿《桐城姚氏家人卦单》与《姚莹家族往来书信》，可谓弥足珍贵。其中，《桐城姚氏家人卦单》属纸袋装零散件，许多并无日期可据，作者均是根据姚莹生平事迹和卦单内容进行推断，此等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其次，书中还引用了大量与姚莹往来或相关人员的集子，如刘开、张阮林、方东树、林则徐等人诗文集。据笔者粗略统计，约有30多人40多种。作者将这些集子与姚莹作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照，从而弥补了姚莹本人作品单方面记载不全的遗憾。其三，采用了大量有关该时期的档案史料，举凡《清史稿》、《清史编年》、《清通鉴》、《清实录》、《清代职官年表》、《清代藏事辑要》、《鸦片战争史实考》、《鸦片战争档案史料》、资料丛刊《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西纪事》等等，古今中外，约有40种之多，颇有竭泽而渔之势。如此丰富翔实的资料，既为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谱主生平、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信息。?
三、加有按语，考订讹误。一般年谱都会有部分存疑考辨内容，本书亦不例外。作者对此部分内容采取了以按语处理的方式。在掌握了极其丰富的资料的前提下，作者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从中发现不少疑点，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精到的考辨。因此，考订讹误是本书的另一价值所在。归纳起来，作者考订的讹误有三类：一类是姚莹自己由于后来回忆有误，导致前后记载矛盾。如其《祭兄伯符文》、《痛定录》记其患痘症时间与其《姚莹家族往来书信》中其他表述矛盾，作者据其子姚浚昌所编《年谱》，以《痛定录》所作时间最早，记忆准确性要大，依《痛定录》。一类是其子姚浚昌《年谱》记载失误。如姚浚昌记载姚莹初识张阮林在嘉庆五年，比姚莹《张阮林传》所记二人相识时间早一年。作者根据张阮林《酬别明东之雷阳》诗、刘开《张阮林传》以及姚莹《吴子山遗诗序》进行多方考辨，确定姚莹《张阮林传》确而姚浚昌《年谱》误，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姚浚昌致误之由，结论令人信服。另外一类就是依据姚莹事迹考订他书相关记载之误。如：道光十七年，姚莹在淮南监掣同知任上，曾面临接办奏销的棘手急务。其《再上陶制府北课融销南引议》记载，他采取办法在三月份即收银七十余万，奏销八分以上；而蒋彤《李申耆年谱》记载同一事件的时间和完纳数则分别为四月和五十余万，二者时间和数目均不相符。作者随后又搜集姚永朴《旧闻随笔》所载，确认姚莹记载为确而蒋彤《李申耆年谱》记载有误。书中诸如此类考订讹误处比比皆是，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本书之价值决非一般普通年谱价值可比，其特色及价值亦远不止这里所列举的几点，以上所述，不过是笔者管中窥豹，撮其大略而言。作者施立业先生长期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事有关姚莹研究亦有近二十年历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即着手从事《姚莹年谱》的撰写工作，十余年一直辛勤耕耘不辍，至2004年底方告杀青。因此，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作者多年来心血凝聚之作。它是海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详细的《姚莹年谱》，且完全可当一部《姚莹评传》来看。它的出版，对于研究姚莹生平事迹、思想及创作乃至中国近代史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注 ①此前曾有姚莹之子姚濬昌所编《年谱》(见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本姚莹《中复堂文集》附录)与黄季耕先生《姚莹年谱》(见《古籍研究》1987年第6期)，但均很简略，与此书之价值、意义不可等同而论。
(来源：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11期)
综观《姚莹年谱》一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一、本书最大的特色在其体例，即全书都采取纪事和录文相结合的方式。一般年谱主体都在于以时间为序记叙谱主一生事迹。本书则秉承姚莹在《苏厚子〈望溪先生年谱〉书后》一文中的思想，即“年谱之作，所以著人一生出处行事之实，与其文章言论相为表里，所谓夷考其人者也。或言行相顾，或行不掩言，皆存乎此。一失其实，则非以表之，适以诬之，比于传状，殆有甚焉”。全书在以时间为序记载谱主生平事迹的同时，还穿插大量相关引文，从姚莹本人作品到与之交往的其他人员作品再到相关档案史料记载，均有引用，可谓包罗万象。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是毫无节制、漫无目的的滥引，而是根据姚莹一生较大贡献之所在有所侧重，具体体现在对姚莹创作及主张、政绩与政治思想两大方面的内容上。这种独特的行文方式所取得的客观效果就是：亦谱亦传，人史并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书在客观地再现谱主的生平事迹的同时，还立体多面地展现了其思想、创作的发展历程。就姚莹人生观与政治思想的形式、发展而言，书中在姚莹早年成长时，引用其《痛定录》、《先太宜人行略》、《励志赋》等文中语，向人们展示了姚莹早年家境之窘困、母亲对他的早期教育和积极影响以及姚莹自幼即发愤读书的背景。在姚莹15岁时，引用其后来所作《上座师赵分巡书》、《与吴春麓员外书》、《复汪尚书书》等书中回忆，指出其此时即思慕前贤并开始探究为人之道，萌发“经世之志”和名节操守之念。在姚莹二十五六岁时，引用其《广州郡斋作示孙秀林》、《游榄山记》、《夜泊三善乡》、《香山道中书所见》等诗文，展示姚莹对当时东南沿海海盗肆虐为害时局及海盗被招降后隐患的忧虑，可以见出姚莹的济世思想已有了切实体现。在姚莹27岁时，结合其《康輶纪行》、《识小录》、《荷兰羽毛歌》等书札和诗歌，展示姚莹开始留心并研究域外和边疆情势情形及其早年由于未与西洋人打交道而存在的对西洋模糊而又错误的印象，可视为姚莹开眼看世界的开始。在姚莹28岁时，引用其《与光律原刑部书》，由其对自己早年在里中声气标榜之习的反思，见出其思想发生弃名求实的转变，较之早年更为成熟；此后引用的向赵氏缕陈粤东民情及应对之法的《上座师赵分巡书》、记述清军镇压天理教起义的暴虐情形的《渡河谣》、就天理教起义论及官场积弊及得人用人之法的《复座师赵分巡书》等，则让人看到了姚莹思想转变的具体例证。接下来，在姚莹历届任职上，书中均是大量引用姚莹的相关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姚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取得的卓越政绩、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对时局的忧念、对现实弊端的揭露和抨击、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及朴素进步的唯物史观，这些都是他作为一名封建社会循吏能员在其位谋其政的杰出表现。在其退出官场时，作者也注意引用大量作品，如向执政者提出留余谷防民变的建议的《复曾方伯商运台米书》、自叹命运不济而又不废著述、不忘济世的《答张亨甫书》、提醒执政者果断阻止西洋船只在台湾沿海的活动并警惕其对台湾的觊觎之心的《上孔兵备书》、被黜入蜀后所作纵论出处之宜的《与余小坡书》等，向人们展示了姚莹即使不在其位仍思济世、九死而不悔的高尚品德及其在政治上的英明果断。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台湾“冒功冤案”后，书中又大量引用姚莹《明臣议抚驭外夷》、《外夷形势当考地图》、《外夷讲求图书》、《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外夷留心中国文字》等文，向人们多方面展示出其倡导并推崇研究域外情事的远见卓识及其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姚莹除了政绩卓著，在近代史上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外，还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不可忽视。本书也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其中针对姚莹各个时期的引文即为我们勾勒了姚莹的文学创作及创作主张的发展过程：在姚莹15岁时，引用其《松坡诗说序》中语，见出姚莹很早就勤奋好学，开始钻研“诸家诗说”；18岁时，引用其所作《张阮林传》中语，侧面反映姚莹初露才华之早及才华之著；27岁时，引用其《与吴岳卿书》、《与吴春麓员外书》等书札，见出其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浮华学风，首倡“义理、文章、经济、多闻”之说的文学思想，较之前期已渐趋成熟；此后书中又引用了姚莹的《张南山诗序》、《黄香石诗序》、《郑云麓诗序》、《又与方植之书》、《复陆次山论文书》等等，或论述经世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或批评当时诗坛的浮华诗风，或纵论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或强调诗歌的经世功能，或探讨创作中“心”、“性”之关系，或阐述才、学、识与作文的关联等等，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姚莹的创作主张逐渐形成、发展到进一步成熟的完整过程。?
2.一般年谱在记录谱主生平事迹的同时，也会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一些对谱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但都是采取极其简略的方式。本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客观再现谱主的生平事迹并立体多面地展现其思想、创作的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力图拓开视野，通过“这一个”将笔触辐射到更广阔的层面，将谱主放在一个开阔悠远的时空中进行审视，一方面使人们对其思想、行为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加深对谱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使人能通过“这一个”看到一个包孕宏深的时代社会，力图取得人、史并现的效果。?
姚莹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之时。其内忧又可分为天灾与人祸。天灾如全国各地因天气无常而经常引发的旱灾、水灾等；人祸较之天灾危害更烈，主要表现在政府腐败，官场积弊多多，由此又导致的一系列民间起义和叛乱，如台湾的天地会起义、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东南海盗肆扰沿海、小刀会起事、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大大小小的起义、叛乱可谓此起彼伏；还有边疆地带也一直不甚安宁，如西藏不靖、新疆叛乱等等。外患与内忧往往紧密相连，国力的疲弱、政府的腐败相应地导致对外交往的劣势：外交上的频频受辱、对外贸易中的种种纠纷、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正所谓弱国无外交，此在晚清政府体现得尤为鲜明。面对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如何落笔才能做到既不偏离主题，又能到位地展现中国当时的内外局势，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难题。本书却能将二者地巧妙有机统一起来。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姚莹的生活年代尤为精熟，他牢牢把握住了姚莹所生活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脉搏，上述时代社会局势在本书中皆按时间顺序在姚莹生活的各个阶段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本书的浓墨重彩仍放在姚莹身上。治台、保台乃是姚莹生平中最为重要的事迹。在姚莹赴台之前，台湾的局势可谓民情浮动、乱象丛生：台风、地震时有发生，游民、土匪、海盗等时时作乱，此外还经常面临外来侵略者的肆虐侵扰。姚莹莅任后，根据自己历届任职期间的成功经验，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将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在鸦片战争爆发，沿海一带节节败退、连连溃败的极端不利的总形势下，姚莹会同达洪阿等人领导台湾人民一再击退英国侵略者，既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又打击了外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成为鸦片战争的一个亮点。所以，治台、保台是姚莹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也是姚莹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业绩之所在。本书即紧紧抓住了这个要点。全书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姚莹治台、保台期间国际、国内及地方局势与姚莹的种种举措及勋绩，从而使姚莹的形象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更好地凸现出来。这其中，围绕姚莹治台、保台期间所遭遇的“冒功冤案”而展开的调查分析是本书的一个出彩之处。针对这一事件，作者围绕抗英胜利——朝廷嘉奖——谣言中伤——真假迷离——调查谈判——冤案形成——真相大白这一过程，选取了与之关系密切、而又极具代表性的方方面面人物，从他们的作品和相关史料中摘取了大量引文，对事件的真相、相关人员的表现展开了有条不紊、细致入微的调查和分析，并将之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一事件过程中，英国外交大臣璞鼎查等的表现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气焰嚣张。道光皇帝的表现则有一个戏剧化的变化过程：先是对姚莹嘉赏有加、坚决支持，接着逐渐动摇为要对姚莹等进行调查，以防英人“反侧”，再至于为防“反侧”，由原来的两军交战之时“来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人，不加诛戮耶”，变为要“问入境夷船是否前来争战”，再变为以有事实依据，欲惩办姚莹等人。进行真相调查并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使者谈判的大臣如怡良、耆英、伊里布等人的表现则是惧怕英人报复，急于平息事态而不问事件真相如何，态度暧昧，最后竟主张即使“莫须有”，也要惩办姚莹等人。朝中正直大臣如监察御史福珠隆阿等则坚决主张拒绝英夷无理要求，保全有功之臣。此外，鲁一同撰《拟论姚莹功罪状》、钱赞黄撰《论台湾之狱》等为姚莹等鸣不平，则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呼声。当事者姚莹本人的表现却是：坚决抵抗外辱，不怕报复，但最终为顾全大局，只好委屈就逮。这种行文方式取得了两个突出效果：其一就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局势，其二就是凸显了姚莹“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的坚定信念与摒弃个人利害、志在“济世利人”的高尚情操。同时，作者也通过这一事件向人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道光皇帝、姚莹等人态度的无可奈何的转变和冤案的最终形成，与晚清的国力密切相关；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对我们今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二、旁征博引，凡引必注，资料翔实。如前所述，本书所采取的体例是纪事与录文相结合，全书所引资料极为丰富，凡引必注，几乎达到无一句无来历的地步。归纳起来，其所引用资料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姚莹本人的集子，如《中复堂全集》、《中复堂续编》、《中复堂遗稿》、《康輶纪行》等等，几乎所有已刊姚莹作品均有涉猎。此外，作者还搜集了已刊作品之外的姚莹资料，主要是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两种手稿《桐城姚氏家人卦单》与《姚莹家族往来书信》，可谓弥足珍贵。其中，《桐城姚氏家人卦单》属纸袋装零散件，许多并无日期可据，作者均是根据姚莹生平事迹和卦单内容进行推断，此等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其次，书中还引用了大量与姚莹往来或相关人员的集子，如刘开、张阮林、方东树、林则徐等人诗文集。据笔者粗略统计，约有30多人40多种。作者将这些集子与姚莹作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观照，从而弥补了姚莹本人作品单方面记载不全的遗憾。其三，采用了大量有关该时期的档案史料，举凡《清史稿》、《清史编年》、《清通鉴》、《清实录》、《清代职官年表》、《清代藏事辑要》、《鸦片战争史实考》、《鸦片战争档案史料》、资料丛刊《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西纪事》等等，古今中外，约有40种之多，颇有竭泽而渔之势。如此丰富翔实的资料，既为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谱主生平、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信息。?
三、加有按语，考订讹误。一般年谱都会有部分存疑考辨内容，本书亦不例外。作者对此部分内容采取了以按语处理的方式。在掌握了极其丰富的资料的前提下，作者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从中发现不少疑点，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精到的考辨。因此，考订讹误是本书的另一价值所在。归纳起来，作者考订的讹误有三类：一类是姚莹自己由于后来回忆有误，导致前后记载矛盾。如其《祭兄伯符文》、《痛定录》记其患痘症时间与其《姚莹家族往来书信》中其他表述矛盾，作者据其子姚浚昌所编《年谱》，以《痛定录》所作时间最早，记忆准确性要大，依《痛定录》。一类是其子姚浚昌《年谱》记载失误。如姚浚昌记载姚莹初识张阮林在嘉庆五年，比姚莹《张阮林传》所记二人相识时间早一年。作者根据张阮林《酬别明东之雷阳》诗、刘开《张阮林传》以及姚莹《吴子山遗诗序》进行多方考辨，确定姚莹《张阮林传》确而姚浚昌《年谱》误，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姚浚昌致误之由，结论令人信服。另外一类就是依据姚莹事迹考订他书相关记载之误。如：道光十七年，姚莹在淮南监掣同知任上，曾面临接办奏销的棘手急务。其《再上陶制府北课融销南引议》记载，他采取办法在三月份即收银七十余万，奏销八分以上；而蒋彤《李申耆年谱》记载同一事件的时间和完纳数则分别为四月和五十余万，二者时间和数目均不相符。作者随后又搜集姚永朴《旧闻随笔》所载，确认姚莹记载为确而蒋彤《李申耆年谱》记载有误。书中诸如此类考订讹误处比比皆是，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本书之价值决非一般普通年谱价值可比，其特色及价值亦远不止这里所列举的几点，以上所述，不过是笔者管中窥豹，撮其大略而言。作者施立业先生长期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事有关姚莹研究亦有近二十年历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即着手从事《姚莹年谱》的撰写工作，十余年一直辛勤耕耘不辍，至2004年底方告杀青。因此，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作者多年来心血凝聚之作。它是海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详细的《姚莹年谱》，且完全可当一部《姚莹评传》来看。它的出版，对于研究姚莹生平事迹、思想及创作乃至中国近代史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注 ①此前曾有姚莹之子姚濬昌所编《年谱》(见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本姚莹《中复堂文集》附录)与黄季耕先生《姚莹年谱》(见《古籍研究》1987年第6期)，但均很简略，与此书之价值、意义不可等同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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