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代的海防，人们往往会有几个关键词映入眼帘，即郑和下西洋、闭关锁国和倭寇之祸，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与倭寇之祸成为对立的两极，为何一个曾有过当时世界为强大舰队的帝国，会被一个“蕞尔小邦”的流寇困扰多年。其实，学界对明代海防的研究起源甚早，成果也不少，但限于史料的发掘程度与视角的不同，能够“打通”整个明代海防体制变迁的论著还不多见。新近华南师范大学陈贤波教授的《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对这个论题进行了研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的“绪论”中回顾了明代海防研究的学术史，在回顾的过程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指正前人囿于时代和材料限制的不足之处，尤其是作者将海防史的研究分为“倭寇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军制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海疆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和“区域视野下的海防研究”四个视角，使过往的海防史研究一目了然，而其中便孕育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和特色。
　　其次，作者以方志文献为基础，勾勒出明代广东近海地区的地理格局。广东“山海交错，水陆相通”，广东十府中有八府近海，而海岸线之长、之曲折，海岛之密集，都不是其他省份可比的，这也就使广东海防体制的变迁有着明代海防体制总体变迁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笼统、模糊的广东海防“三路分守格局”细化、精确化，从而为后文的论述打下了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明代的卫所制度是明代军事建制的基础，因而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与卫所制度的建立和流变密切相关。而广东近海的卫所与内陆卫所不同，是伴随明朝政府解决“倭夷海寇”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而且“倭夷海寇”问题几乎与明朝相始终，不仅影响了卫所制度的建立，更是对其中后期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作者的条分缕析，使读者能够在非常清晰的时空背景中了解、观察和思索明代海防体制的变迁。
　　之后，作者从三备（备倭官、备倭军和备倭船）的建立、军事财政改革与兵船雇募制、沿海水寨兵船三个关键点出发，勾勒出了明代海防体制变迁的全貌。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变迁是一个历时很长的事件，其中有一个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而只有找准其中的关键点才能提纲挈领地把握住这种变迁的趋向和本质。无疑作者的选点“十分精准”。
　　明代广东以卫所制度为基础的海防体制与解决“倭夷海寇”之祸紧密相关。明初，卫所制度在稳定元末农民起义之后的动乱社会、在构建明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洪武、永乐二帝在面对倭夷海寇问题时，将卫所制度这一成熟经验推而广之。在卫、所、巡检司等基础架构完善之后，更上一层面的备倭官、备倭军、备倭船制度建立起来，“三备”的称呼也凸显了明朝廷对“倭寇”问题的重视。作者的选点很准，但研究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明代的正史和方志文献中对明初的情况记载不多，仅有的记载也失之笼统，而作者综合利用正史、方志、奏疏、碑刻等多方面的文献，才使明代前期的海防体制清晰起来，尤其是作者对海道副使的设置、明前期海防军力的考证，澄清了很长时期以来的一些笼统甚至错误的看法。
　　明代以卫所制度为基础，以“三备”为统辖的海防体制是针对“倭夷海寇”问题而建立的，但其效力却有很大局限，这一局限与体制本身的完善性相关，也与广东复杂的海洋地理格局、特殊的社会情势有关，这也凸显了“陆地问题”与“海洋问题”的不同，明朝政府“卫所制度”的经验虽然成熟，却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明朝进入中期以后，朝廷的政治形势、社会的风情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具体到明代的广东，其面临的“倭夷海寇”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而倒逼了本就有很大局限的海防体制的变迁。明代中期海防体制的变迁过程充分体现了明朝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海洋问题缺乏总体考量的政治短视，正是在解决这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海防体制质变的能量。
　　面对明代广东海防军力抽调内陆造成的海防空虚，广东地方当局试图通过对海洋贸易进行抽税解决军饷和兵船雇募问题，而伴随海洋贸易的发展，倭夷海寇问题则有加剧之势，尤其是随着山海盗寇的勾结，出现了吴平、曾一本等巨寇，而明代官军由于财政支撑的不足，甚至酿成了“柘林兵变”，而为了解决这些山海巨寇和兵变，明朝政府的财政系统、军政系统继续改革，但这些改革举措受限于剿抚政策的不定、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掌的不清晰、福建和广东协同作战配合不力等情况，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福建以六水寨为核心的海防体制完善之后，倭夷海寇的骚扰重点更是转向广东。
　　作者在分析剿抚政策和建造军船时注意到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取向不同，在分析完善兵船制度和指挥作战时注意到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职掌不清造成的权力牵绊和掣肘，在分析福建和广东协同作战配合不力时注意到两省海防体制和建构的不同，将海防体制变迁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给人以历史的现场感，因而本书虽属学术著作，但读起来不枯燥，反而在这种抽丝剥茧的解读中体会历史研究的快感。
　　最后，在明代中期一次次不太完善但一点点进步的改革举措中，成熟的水寨兵船制度从东向西在广东沿海建立起来。当然，这种水寨兵船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构想参考了福建的水寨兵船制度，又建构于广东海洋的地理格局之上，而其建立过程又凸显了倭夷海寇问题的发展转向。前文所述的广东海防三路分守格局，在这一时期的海防体制建构中十分凸显，即从福建和广东交界的南澳（东部）开始，柘林寨、碣石寨等水寨的设立，尤其是漳潮副总兵的设立解决了两省协同作战的问题，倭夷海寇便向广东中部、西部发展，之后明朝廷不断完善两个地区的水寨兵船制度，直到广东西部的北部湾地区也设立了水寨之后，倭夷海寇便已在明朝廷的掌握之中，明代前期的卫所和三备海防体制彻底转变成了晚期的以水寨兵船制度为核心的海防体制。
　　作者在该论证中体现了很强的历史研究能力，一是作者能够综合运用正史、方志、奏疏、碑刻，以至考古调查资料，力图用扎实的史料构建研究基础；二是作者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不限于具体的问题，而是时刻牢记整个研究的宏观指向；三是作者对史料的精准把握，通过选取关键节点将浩如烟海的史料统挈起来，从而得窥历史发展的大趋向；四是作者还以动态的视角看问题，体制的变迁归根结底是人事的变迁，其中自然逃不过权力的分配与掣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地方与地方的冲突与合作，从而解决了很多体制变迁研究中的疑难问题。
　　读罢本书，不禁对作者有更大的期待：明清鼎革之际，福建和广东沿海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发生了更大的演变，其中广东一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和地位；之后清代前中期，广东的海防体制较之明代有哪些变化和发展；从广东出发，向北到福建、浙江、江苏……明代的整个海防体制是如何演变的，这其中的共性和各省的特性在何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希望作者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来。
　　（《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定价：6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