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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中日文化交流的前言后语——《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题外 发布时间：2011-3-22 0:00:00 作者：柴敏

    近代以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别样的景象。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大多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对明治前期——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这段历史了解不够全面。

    其实该段时期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前的过渡时期，虽然政治上两国渐行渐远，但文化上却是另一番景致。其间两国的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形态多样，表现为笔谈、唱和、序跋、书信等，各有特点。其中序跋因所涉甚广甚深而十分重要，但学界对其研究甚缺。《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的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视角。翻阅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物，我们会轻易地邂逅清人墨宝，或序跋，或题签牌记等。明治以前中日间虽然也有这方面的交流，但数量和规模都不能与清季齐观。这其中，以《耕香馆画賸》所揭清人序跋为最早（1851年序作题辞，时日本嘉永四年，距明治维新20余年。1884年出版），以中国人为石川鸿斋撰写的序跋为最多（石川鸿斋1833 —1918，日本著名汉文学家，善汉诗，喜书画）；既有中日合璧诗文评点，亦多是中国人所作的日人文集的前言后记。

    这些序跋，从作者来看，大致可分为驻日外交官、赴日文人和其他中国人。前两类人由于客居东瀛，交流机会较多，序跋的数量远多于第三类人。其中黄遵宪、黎庶昌等名流已见学界研究，但许多不甚著名的外交使节和文人却很少被关注，如外交官沈文荧、张斯桂，文人陈鸿浩、叶炜等，这些人因大多不见文集传世，故他们在异域留下的文笔，鲜被学界披示。本书的整理为我们提供了不易得见的资料。虽然这些序跋，由于撰者不一、意趣相异而水准参差不齐，但他们对某篇作品、某件事情的理解和观点，却可能具有不容忽略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对这些资料的发现和认识，亦可能补充甚至修正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从时间上而言，为日本人撰写序跋的高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时段，日本在政治层面上与中国逐渐疏离，但由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转型的滞后性，文化上两国却仍是交流甚频；在驻日使节和寓日文人的推波助澜下，更是呈一时的多彩景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说它“空前”，是因为这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说其“绝后”，缘因甲午一役，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向，这类交流，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文化选择，并呈强弩之末之势。

    就特点来说，这些交流大致具有如下几点特性：其一，双向性。除了中国人为日人著作撰写的大量序跋外，日本文人也为清人著述撰写了不少序跋，并作题辞，在数量上虽不足以与中国人所作相比，但也可见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当时学术交流的动态。其二，商业性。请来自汉文本土的清人对自己的文章作评，在广增社会影响之外，不可否认其可能隐藏的销售目的。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王治本等名流的名字均经常出现于当时众多书籍的题签、牌记及图书广告中。其三，双重性。虽然在文化上仰慕中国，与清人论文说辞，但当时许多日人，在政治上始终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并非无条件的友好。同时，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也招致了部分日本人的反感，如有人认为，既然汉文来自中土，日本大儒不及中国人能文，理所当然；如中国人用日文，亦必取法日本。如上所及之珍贵而或被忽略的中日交流重要资料，经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宝平先生十数年整理、研究，编为《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终与国内读者见面。其收录了一百种日本典籍中清人撰写的序跋、题签、牌记和题字等，除原件影印外，另有全文排印。同时编有“日本典籍清人序跋一览表”、“著作者简介”、“序跋者简介”等附录。为全面了解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一份客观而翔实的资料。

    （《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王宝平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11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