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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虽可状,琴意谁可听? 发布时间:2014-1-14 15:20:55   作者:[荷]高罗佩  

  本书试图阐述一件中国乐器——七弦琴(the Seven-stringed Lute)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这件乐器通常被称为“古琴”(the Lute ofAntiquity),它的声音萦绕于人们的耳畔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而且今天风采依然。它主要是一件用于独奏的乐器,能够奏出平和而又高雅的音乐。但是与其说是古琴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声音,还不如说是它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据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激励作者完成了本书。自上古时代起,古琴就从其他乐器中分离出来,成为了文人(官员、诗人、画家和哲学家的结合体)形影不离的伴侣;由于它的风雅和逸趣,逐渐成为了文人生活的象征。古琴的音乐属性渐渐成了这件乐器的附属物,而它的中心则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一种恰好包容中国旧式文人中庸倾向特征的思想意识。

  尽管本书涉及的话题是琴学思想:它的起源、发展和最终的形成,但是书中还是时常会提到古琴音乐的本体。作者在音乐学方面只能称得上是稍有涉猎,虽然明知自己闯入了一块更准确地说是为音乐学家专有的领地,但在写作本书时不得不考虑到琴学的方方面面。尽管本书主要针对研究东方的学者,希望能够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中国文化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但是,如果能在音乐学家中找到读者,则是作者莫大的欣慰了。音乐学家将在本书中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国古代音乐宝库,一个巨大的源泉,如果他们采用基于历史音乐学原理的科学分析方法,那么将会根本改变东西方现存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理念。古琴音乐可以自豪地,也是名副其实地将自己称为“太古遗音”(tones bequeathed from highantiquity)。

  作者在本书中比较详尽地列出了这些音乐学材料来源的名录,并且对它们进行了评论,这些劳动似乎是值得的;作者期望它们能够帮助音乐学家们对本书中只做了简要论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今后,他们中如果有人能够编纂一部完备的古琴手册,作者至少也会觉得似乎清偿了部分自己欠下的心债。古琴给作者带来了许多乐趣:古老的琴曲使烦闷的夏夜有了生气;演奏一段轻松的散起,经常能够使作者振作精神,继续研究众多已经散发霉味的中国古籍中令人费解的章节。在写作下面这些关于古琴思想(琴道)的内容的过程中,古琴奏出的音乐始终在启发着作者的灵感。

  关于使用“Lute”一词来翻译“琴”,这里略作解释。我们在西文中挑选意义对等的词汇翻译东方乐器的时候,必须在那些能够显示乐器外部形态的词汇与那些更接近文化涵义的词汇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考虑前者,“cither”似乎是最合适的;但是,因为古琴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所以作者更乐于遵循第二种选择方式,采用一个在西方自从古代起就已经与一切艺术的、高雅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因而,“琴”被译为“Lute”,而“cither”用于翻译诸如“瑟”和“筝”这样的乐器,它们的形制构造,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接近西方的齐特琴(thewestern cither)。

  本书的主体部分最初出现在东京出版的半年刊《日本纪念文集》(MonunentaNipponica )上,连续四期登载。在此处作者希望向此刊物的编辑表达谢意,由于他友好的帮助,才使得本书现在有可能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本书的部分内容是使用原来的活字模具印刷的,所以无法达到较高的印刷标准;尽管一些印刷错误得到了纠正,但是许多页码索引不得不被删掉。作者恳切地希望读者用心留意并且经常查阅索引。

  本书在最初两篇附录(内容均为书目提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另外两篇附录:附录III,《古琴——古董》,是根据一篇题为《谈三张年代久远的古琴》(On Three Antique Lutes )修改而成的,此文原来是《日本亚洲学会会报》(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第二辑中的第十七篇文章;附录IV,《中国古琴在日本》是根据一篇题为《中国文人音乐及其传入日本的情况》(Chinese Literary Music andIts Introduction into Japan )而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7年为纪念武藤(Chozo Muto)教授而出版的文集中。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作者又找到了许多新的材料,所以有必要对以前文章中的几处论述做些修改。当然,现在这部书中新增添的两篇附录就是作者对过去的文章进行修订的结果。

  最后,作者在友人的劝导下添写了一篇中文序文,以总结古琴的重要意义。作者诚惶诚恐地向读者奉上此序,因为他知道一个西方人涉足中文写作,永远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作者希望读者完全把本书理解为一篇论文:一条引向论题的道路,一次阐述论题的尝试,仅此而已。这个研究领域几乎还未曾有人触及,关于它的材料,必须在原始资料中一点一滴的收集,有时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终于在某家中国或日本书店的昏暗角落里找到一份已经几乎绝迹的材料。随着对这些材料调查研究的深入而产生的论点,经常像是处在毫无标识的十字路口前,无法选择最佳的走向;而且,由于作者身负公职,研究工作难免间断,所以恐怕研究过程中未曾察觉的纰漏也为数不少。最后作者只能把本书的信誉寄托在实实在在的劳动上:完整地引用原始材料,每篇翻译文稿都附上中文原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将完整的材料呈献于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立刻发现其中的错误;另外也是希望给读者树立一块路牌,指引他们从事进一步的研究。

  一篇论述除了要合乎科学的理念,优美的文笔(文字的形式、思想、色彩和风格是否优美)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必然会招来读者的抱怨。我们在努力描述那些不易理解的事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挫折:我们绞尽脑汁搜罗来一些辞藻,却发现它们十分无力,因为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本来就无法言传。

  然而,经历了这样的磨炼之后,我们的头脑会平静下来,我们会快乐地认为无论我们的描述是多么的不充分、多么的不完美,但是美丽本身是完美的,而且永远是完美的。正如宋代学者苏东坡在他著名的《前赤壁赋》中所说的那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关于李煦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原籍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今昌邑市奎聚街道东隅村),隶汉军正白旗。其父李士桢(1619—1695),字毅可,本姓姜,明崇祯十五年(1642),昌邑“壬午兵燹”被清军俘虏,过继汉军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改姓李氏。清朝定鼎北京后,历官至江西、广东巡抚,是清初知名疆臣。康熙九年(1670),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974),授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康熙十七年(1678),补授广东韶州府知府。康熙二十一年(1682),调浙江宁波府知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返京任畅春园总管。由于他“卫直禁陛,扈从出入,积节不懈,办事敏干”,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曹雪芹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卸任,前后整三十年。凭借与康熙帝的特殊关系,李煦与曹寅先后四次办理南巡接驾事宜,并特命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煦因办理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加大理寺卿衔。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因“补完盐课亏欠”,加户部右侍郎衔,后以覃恩封光禄大夫。雍正二年(1742),因亏空公款三十八万两被革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因曾为雍正帝政敌胤禩等购买苏州女子,定为“奸党”,发配打牲乌拉(吉林省吉林市北),雍正七年(1729)冻饿而死。李煦与《虚白斋尺牍》王伟波李煦与曹寅身份特殊,不仅长期共事,而且还有葭莩之谊,关系密切。故李煦不但是研究康熙朝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且“姑苏李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了《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的新领域。但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李煦获罪档案补遗》及其他零星资料,使这一领域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因此,《虚白斋尺牍》作为《李煦奏折》之后发现的最大一宗与李煦有直接关系的新资料,其意义不言而喻。关于《虚白斋尺牍》《虚白斋尺牍》是1996年在李煦祖籍昌邑发现的。1996年,昌邑县北孟乡(今昌邑市北孟镇)池子村村民姜乃涛拆除祖屋,翻盖新房,于墙壁夹层发现一长条木盒,中有《李士桢暨配王氏影像》、《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李煦射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暨配韩氏詹氏影像》、《姜焯暨配陈氏行乐图》各一轴,成达可抄本《虚白斋尺牍》两册,《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父士楧母黄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父士楧母黄氏诰命》、《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诰命》、《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教谕姜培寅并妻孙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祖父姜焞祖母宋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父姜培中母陈氏继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作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发表了他的论述,尽管浅薄,但是已尽其力。当有一天作者的骸骨和这篇著述化为乌有的时候,风儿还依然在松间沙沙作响,小溪也依然在生满青苔的石上潺潺流淌。那时我们或许终于可以说,作者写作本书的唯一目的便是向世人昭示,古琴音乐最朴素的本质就是奏出大自然不朽的音响。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学者林有麟出版了一部关于石头的著作。一年后,他又撰写了一部关于古琴的著述,在绪论中他写道:“余先梓《石谱》四卷,烟霞一洗尘俗。《琴雅》继出,盖丝与石原自作合,每当山石璘彬,疏松月上,奏瑶琴一曲于其间,飘飘欲仙矣。故有《石谱》,似不可无《琴雅》。”

  1938年,本书作者出版了一篇关于中国砚台的论文。现在,1939年,他又冒昧地推出这部关于古琴的论著。尽管本书还有诸多缺陷,但是作者还是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因为至少他遵循了先贤的古训:“踏着先人的足迹而来”。

  (《琴道》,中西书局2013年9月出版,定价45.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