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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 发布时间：2010-9-8 0:00:00 作者：袁济喜

    《蔡锺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是蔡锺翔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晶。作品主要为通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特质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与当代文论的关系等，鲜明体现出20世纪学术启蒙与思想解放的特点，并包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些重要专题与范畴的研究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断代研究(主要关于魏晋南北朝文论与明代文学思想)，凝聚着一位老教授对于中国文论的挚爱，具有深厚的精神内涵。

    蔡锺翔(1931-2009)，江苏吴县人，195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便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开始其一生的执教生涯。其间经历“干校”和“文革”，当然也经历过人民大学的解散，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先生也因此获得了重新登上讲坛的机会。重新回到讲坛的他更加珍惜地将时间花在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上，直到2009年因病逝世。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正是一个学术重新生长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学者普遍以热情和真诚来从事研究，这也是学术研究得以持续的内在力量，先生也有这样的特点，并因此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界的佼佼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浸润而下，必将泽被后学。

    蔡先生的主要兴趣在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上，他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自选集》所收入的文章，主要是先生曾经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也有部分从专著中摘选下来的内容，并且包括一部未刊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部分内容。如此编选的意图，是希望本集能够较为完整地体现先生的视野和志趣；当然，我们也希望借此将先生重要的学术论文汇为一处，以利查找。所有的内容分为四类，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编排。

    第一类是“古代文论与人文蕴含”。这一类所选的十篇论文，主题都很宏大，所论涉及中西比较和古今之用两个话题。有结论也已为学术上的共识，比如中西思维上的差别，概念与体系的关系，西方文论和美学话题如何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运用等等。蔡先生认为，西方的研究思路理应为我参照，且可以为我参照。中国古代文论在概念和范畴上确实有诸多不足，参照西方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开掘中国古代文论中更具启示意义的思想。并且，范畴体系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十分便利。我们当然应该按照历史的情境理解古代文论的内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按照现在的习惯去熔铸它，运用它。诸如此类话题，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熟悉了，这正是前代学人，包括蔡先生，给我们的积极影响。

    第二类“古代文论与专题探析”所收六篇文章，似乎可以看做先生对自己学术理念的实践。先生觉得概念、范畴、体系很重要，因此，顺理成章地思谋古代文论具有怎样一种“潜在的”体系，更具体的追寻就是，古代文论中的关于文学本体的论述有哪些；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特征；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又是如何；创作论又是怎样；还有一些话题如情本论又具什么特点，先生对此都作了缜密而系统地思考。这些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

    第三类“古代文论与历史透视”收入十六篇文章，这一类文章的研究都显得较为具体，都是某个历史阶段中的文论话题，而不是那种通贯性的论述；关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概述，虽然很大，仍然是具体在特定的时代；其他无论是关于曹丕《典论-论文》与文学自觉、玄学与文论之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还是关于李贽、王国维，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立意都是以小见大，话题虽小，却又都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话题。这是先生的研究策略，也是先生选择的智慧所在，因为主要话题所构成的乃是整个文论史的坐标和框架，这些内容是生成价值评判的基准所在。在这一层，先生的宏观视野是内敛其中的。

    《自选集》第四类所收的是先生不多的几篇书序和书评，参观其人之著作，并读先生所述之观点和期待，殷殷之切，犹且存焉。蔡先生有专著《中国古典剧论集》，有与人合作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还曾推动和组织中国文论范畴研究论丛的出版。蔡先生觉得，范畴即是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有利途径，也是克服古代文论缺陷以利今用的重要手段。我们甚至可以说，与整体通贯意识一样，对范畴体系的关心是潜默在先生研究中的另一意识，并体现在先生的整个研究中。无论是纯粹的文论话题，还是像文论与哲学之关系这种复杂的讨论，无疑都是这种意识最强烈的体现。先生觉得，古代文论里的疑点、难点很多，我们应该一个一个地清理，最终我们可以构拟一个很有规模的“体系”来，换句话说，“潜在体现”因此可以显在眼前，那时再说中国古代文论就不致于含混不清了。基于此，他积极推动范畴研究论丛出版计划。这项工作如今尚未完成，希望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继续下去。　　（《蔡锺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价4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