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专述乐府盛况的图籍，流传至今者，以《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三者最著。《教坊记》载录盛唐教坊曲艺人事，《羯鼓录》专记羯鼓故事，而《乐府杂录》一书述及盛、中、晚唐乐舞兴废沿革，是研究唐代音乐文化、乐府文学的重要史料。

　　《乐府杂录》一卷，唐段安节撰。安节字大仪，齐州临淄人，宰相段文昌孙，太常少卿段成式子，温庭筠婿。段安节约生于文宗大和末、开成初，历国子司业、吏部郎中等职，卒于唐亡之时。《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昭宗时期。其书取“杂”为名，乃作者耳目所接，广搜博采，随手而记，兼收并蓄之故。全书以唐宫廷乐舞为主，兼及乐器、乐曲、乐律及当时著名艺人事迹，雅俗兼载，涵盖面广，又能体例分明。《中兴馆阁书目》云：“《乐府杂录》一卷，杂记雅乐、杂乐、朝乐之制。”《郡斋读书志》：“《乐府杂录》一卷，唐段安节撰。记唐开国以来雅、郑之乐并其事始（末）。”以唐乐部部分为例，自《雅乐部》至《熊罴部》，所述皆与太常寺所掌乐舞有关，同属于雅乐内容。其后之《鼓架部》至《俳优》则以教坊、梨园等所掌为主，主要属于俗乐。雅、俗各据其类，不相杂厕，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颇有伦理”，实为有唐一代音乐发展系统全面之记录。

　　《乐府杂录》在唐末五代已有流传，宋赵希弁所藏《乐府杂录》与其他“三书为一集”是文献记载《乐府杂录》最早的刊本。明清诸本与宋代文献中所见《乐府杂录》文字颇多不同。《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学海类编》等明清诸本相互承袭，文字差别不大。其中明《古今逸史》本刻印精良，是现存较早的全本。《类说》及《说郛》（百卷本）本虽系节本，但因年代较早，文字亦常有可采之处。海外传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乐府杂录》三种，就目前资料看，文字亦无特出之处。

　　《乐府杂录》的校勘整理，清人钱熙祚可谓功莫大焉。道光十三年（1833），钱熙祚得《墨海金壶》残版，延请同里顾观光及南汇人张文虎协助，历时十年，梓成《守山阁丛书》，收书一百余种，《乐府杂录》即其中之一。钱氏校勘除夹注辨证、异文、存疑等外，间有简短校勘札记，书末附校勘跋文，又补入从《太平御览》、《乐府诗集》、《近事会元》、《文献通考》等辑出的几条佚文，将部分“错简”文字从原书中删减，别附书末。钱氏校勘详审，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所出通行本皆据此本印行。钱校之后，对该书加以整理校勘的尚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洪惟助笺订本、罗济平校点本、吴企明点校本等。总体而言，以上诸家虽各有特点，但大体不出钱校。

　　钱氏校本作为今之通行本，即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但钱校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钱氏校勘以《墨海金壶》本为底本，参以《太平御览》、《乐府诗集》、《文献通考》及《类说》等文献，《琵琶》部分兼采《琵琶录》文字。而明抄《说郛》卷三《谈垒》本《乐府杂录》，因年代较早，其参考价值亦不在他本之下，而钱氏未曾采及，校勘资料的阙失必然使校勘工作的结果受到限制。其次，钱校“订正所知，姑阙所疑”，其中仍有讹误、疏漏之处。

　　亓娟莉博士的《〈乐府杂录〉校注》是就钱氏校本以上两点不足，以明《古今逸史》本《乐府杂录》为底本，以《类说》本、《说郛》本及北宋陈旸《乐书》等参校，重新校勘，在钱氏校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辨正、补注，可谓取法乎上，后出转精。

　　乐府研究领域，古今学人用力甚勤，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厚，从解题论著到古辞辨析，再到乐府史学通论，内容广泛，各有建树。然比较而言，索源考证、史料整理却相对滞后。乐府本是诗、乐、舞的综合艺术，是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无论乐府文学研究，还是音乐史、文化史研究，必须以文献整理为基石。若仅从文学层面辨体赏析、寻觅脉络，难免流于表面，单纯从乐舞、文化角度探讨研究，也难以切中要旨。基本文献整理乃是回归诗、乐之原生时期以探其渊薮，窥其秘奥，如此方能精准把握乐府之发生、发展及其流变。譬如南橘北枳，物气使然，若不溯源探壤，难免不甚明了。因此基本文献的整理校勘实为一切研究之基石，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就唐代乐府文学文献整理而言，任半塘先生《教坊记笺订》是上世纪唐代乐府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而文献价值不在《教坊记》之下的《乐府杂录》却长期以来没有相当的成果。

　　《〈乐府杂录〉校注》以前人未曾采及的北宋《乐书》、明抄《说郛》等对唐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进行校勘整理。考索段氏生平事迹，梳理《乐府杂录》版本源流，校正传本中的讹误，从文本文字考订方面厘清了学界争议的一些问题。如《雅乐部》载，“协律郎二人，皆执翚竿”，今传文本仅言“一人在殿上”，校补“一人在乐悬西北面立，将发乐，殿上”十四字后，殿上、殿下二协律郎指挥雅乐演奏之分工、职能始清晰完整。又如《歌》部载及将军韦青，旧本作“尝有诗：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尝有诗”可以理解为韦青自己所作诗句，亦可理解为他人所作。而校补为“尝自有诗云”后，虽仅两字之差，却可以完全断定此二句诗为韦青本人所作。又如作者指出，全书记载人事、时间，其他唐帝均记年号，唯武宗朝皆不记年号，而代之以“武宗朝”，乃以段安节祖父名段文昌，而武宗年号会昌，避家讳故也。这些细微之处极易被忽略，而亓娟莉却能于精研细读中发覆探隐，卓然创新。此类校注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可廓清学界争议的问题，皆得益于作者的细致和用心。对所涉文物典章乃至唐两京宫室、里坊等博采诸说，亦尽力详加注释。宋时段录尚是全本，但宋本久已亡佚，北宋陈旸《乐书》征引《乐府杂录》文字几愈八成，本次以《乐书》为主，辑录引文，又以宋本《太平御览》补足所阙数条，并就引文中明显讹误略为校勘，附于书末，以资学人研究参用。附录中收录了诸家评议，《乐书》本《乐府杂录》，《类说》、《说郛》二种《琵琶录》，又从北宋及日、韩古籍文献中拍摄了相关图片。就目前来看，综观学界《乐府杂录》校勘、注释的成果，《〈乐府杂录〉校注》无疑是其中翘楚。

　　时下校注、注释类专著，常有这样的现象：众人知晓之处，注解详细，而对难理解、存争议的问题，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但这本校注一反这一陋习，有争议或生僻之处则详加校注。如段录唐乐部部分，相对《雅乐部》、《清乐部》等乐部，《熊罴部》要冷僻得多，且仅见于《乐府杂录》记载，因此作者对《熊罴部》的注释也较其他详细，征引《通典》、《册府元龟》等古籍资料，详解其形制，并附所摄熊罴案乐图，深化研究。又如乐器部分，相对琵琶、笙等习见乐器，银子管、击瓯、方响等相对生疏，作者一方面搜集相关史料予以详解，另一方面插配相应古乐舞图片，图文并茂，使阅者一目了然。这种知难而进、严谨治学的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亓娟莉博士多年专注《乐府杂录》的研究整理，但并未因此而故意抬高其价值和地位，相反对一些记载有所质疑。如《舞》中载，书法家怀素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见长，《〈乐府杂录〉校注》引《新唐书·张旭传》、陆羽《僧怀素传》、李白《草书歌行》、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沈亚之《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乂》等诗史资料，指出唐史及李、杜等皆言张旭睹公孙氏舞剑器而草书大长，且陆羽《僧怀素传》所载亦复如是，疑段录记载有误。此种态度，实为“以法官之眼光看待”，是文献研究中不可或缺而又极其可贵之精神。

　　学者欲治乐府之学，必循乐府文献，欲究李唐乐府华章，《乐府杂录》乃必由之门径。《〈乐府杂录〉校注》的出版，对于唐代乐府文学、文献学以及音乐文化研究必大有裨益。

　　（《〈乐府杂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10 月出版，定价：36.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