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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也看《燕行录研究》
发布时间：2010-11-16 0:00:00 作者：李波
这本书是邱瑞中教授对《燕行录》研究的论文集。
以前对朝鲜的史籍除《李朝实录》外一无所知，直到前些日子书晓寄来一本《燕行录研究》，才发现朝鲜的史籍中，竟还有专门记录中国方面的资料，其内容之详尽，涉及范围之广泛，时间之连贯，都是同类文献中少见之物。
为外国写史，我只见过清朝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然而《燕行录》和它不同，《燕行录》中的记载均是当时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作的第一手材料，时效性很强，可信度也很高。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要派出很多使节来访，或谢恩使，或通报本国事务的特使，也有贡使、商队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有生之年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一件令人激动而又兴奋的事情，为此有人不惜自降身份，希望能够进入访华的使团之中，好一睹天朝上国的风采。中国的一切，对于他们又是那么充满新鲜与魅力，他们在自己的日记、诗文中详细记录着他们所看到的经历到的一切，风土人情、时事政议，无所不包。这便是《燕行录》的形成。
中国史家很少记录本国风俗，这出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工作的缺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考证古代风俗的时候，需要从大量的诗词杂文或者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也是为什么《红楼梦》受到民俗专家们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在《燕行录》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记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朝的宫门居然有训练过的大象把守，若不是当时人所见，我们简直都不敢想象。
《燕行录》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对中国史料的补充性，早年吴晗先生在《李朝实录》中发现了朝鲜史料中记载的中国资料，并写出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资料》这样一部巨著，为研究明清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燕行录》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价值，而且要比《李朝实录》记录的年代更加广泛，内容更加详尽。明清史是中国信史中最扑朔迷离、最让人雾里看花的史料，这主要是由于清朝乾隆时期对大量史书的删改，许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资料被统统抹杀，许多真相被曲解，而民间流传的私史，又由于民族仇恨的关系，对清政府也多有污蔑歪曲，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难以区分和辨别这些材料的真伪，为历史研究增加了许多障碍。而《燕行录》的出现，则为我们厘清了很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燕行录》的可信程度高。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博士在他的《史学研究法》中指出：“史料价值分为六等，其历史事件发生时，当时当地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如主要当事者的日记、参谋人员的备忘录等为一等史料，据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地点最近，或虽然地点相同，但在时间上稍晚而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亦即补记比较精密者为二等史料……”按照这种区分方法，《燕行录》是当之无愧的一等或者二等史料，以《燕行录》中《昭显世子沈阳日记》和《沈馆录》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松锦会战的经过、皇太极之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和多尔衮进北京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从中我们便可以对这些事情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必再听信什么“孝庄招降洪承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之类的野史僻说。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历史，我们也要以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研究的准绳，《燕行录》中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完全可信，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法国历史学家朗鲁瓦与班汉默认为：“作者的陈述究竟有无虚伪成分，应考察①作者的利害关系②同情反感③虚荣心④服从舆论”，很明显，朝鲜方面还是对清朝很反感的，甚至有很多朝鲜知识分子拒绝使用清朝年号，邱教授对于这样的朝鲜士人称之为“北伐派”，北伐派影响很大，是当时朝鲜社会的主流，昭显世子回国不久后即暴病死，恐怕北伐派也脱不了干系，从金宗一上给仁祖李倧的状启上，我们会发现昭显世子与清朝关系比较密切（参见昭显世子日记中对于清帝的称呼变化），在大的环境压力下（李朝中后期受两班集团左右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李倧还经历过丁卯胡变，所以害死昭显世子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情。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燕行录》中对清朝的歪曲，也不见得丝毫不存在。且回忆录这种东西，也由于时效性、历史局限性有重大关系（很多日记是不可能在中国详细记录的，如果被搜查出来问题会很严重，只能回国再写，以金昌业见康熙时伪造日记为例），班汉默在《史学方法论》上说：“……但回忆录既有一己的经验出发，其闻见自有限，偏见处自不能免，且夸耀一己之长，忽于一己之短，此亦人之常情，即此一端，已足发生偏见矣。余如不完全或错误之记忆，亦可杂于其中，则尤为极常见事。”举个例子，朝鲜人认为努尔哈赤家族应该姓“佟”，而其家女婿皆姓“童”，邱教授亦从此说，认为“童”为建州女真之大姓，“佟”为小姓氏，朝鲜人对通婚家族的姓氏问题要求极严，如若同姓，不能以二字分示，故努尔哈赤家族原姓“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朝鲜人禁止通行婚姻不假，但中国并无此禁忌，申忠一以两字分示，恐怕是其认为均写同字不符合朝鲜人的习惯（这习惯在很多翻译文献中都有），另外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太祖四年（1395年）已巳条记载：“吾都里上万户童猛哥贴木儿等五人来献土物。”这说明努尔哈赤家族是姓“童”的。童猛哥贴木儿即孟特穆，又名猛哥贴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先祖，朝鲜文献《龙飞御天歌》中记载：“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贴木儿，……斡朵里，地名，……夹温，姓也；……猛哥贴木儿，名也……”。夹温，即金、元女真人的夹谷氏，汉姓为童，或写作佟、仝。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在诸文献上也作童山，董山生脱罗、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福满，福满生觉昌安（叫场），觉昌安生塔克世，塔克世生努尔哈赤，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家族姓“童”毫无疑问，“童”、“佟”实乃一姓。
无论如何，《燕行录》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早年朝鲜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燕行录》就当引起大家的足够认识，并积极投身于这门学问当中，我想，这不单是邱瑞中教授的愿望，也应该成为我国诸多历史爱好者奋斗的目标。
认识《燕行录》，从这本书开始。
(来源：中华读书报 )
以前对朝鲜的史籍除《李朝实录》外一无所知，直到前些日子书晓寄来一本《燕行录研究》，才发现朝鲜的史籍中，竟还有专门记录中国方面的资料，其内容之详尽，涉及范围之广泛，时间之连贯，都是同类文献中少见之物。
为外国写史，我只见过清朝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然而《燕行录》和它不同，《燕行录》中的记载均是当时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作的第一手材料，时效性很强，可信度也很高。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要派出很多使节来访，或谢恩使，或通报本国事务的特使，也有贡使、商队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有生之年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一件令人激动而又兴奋的事情，为此有人不惜自降身份，希望能够进入访华的使团之中，好一睹天朝上国的风采。中国的一切，对于他们又是那么充满新鲜与魅力，他们在自己的日记、诗文中详细记录着他们所看到的经历到的一切，风土人情、时事政议，无所不包。这便是《燕行录》的形成。
中国史家很少记录本国风俗，这出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工作的缺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考证古代风俗的时候，需要从大量的诗词杂文或者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这也是为什么《红楼梦》受到民俗专家们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在《燕行录》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记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朝的宫门居然有训练过的大象把守，若不是当时人所见，我们简直都不敢想象。
《燕行录》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对中国史料的补充性，早年吴晗先生在《李朝实录》中发现了朝鲜史料中记载的中国资料，并写出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资料》这样一部巨著，为研究明清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燕行录》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价值，而且要比《李朝实录》记录的年代更加广泛，内容更加详尽。明清史是中国信史中最扑朔迷离、最让人雾里看花的史料，这主要是由于清朝乾隆时期对大量史书的删改，许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资料被统统抹杀，许多真相被曲解，而民间流传的私史，又由于民族仇恨的关系，对清政府也多有污蔑歪曲，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难以区分和辨别这些材料的真伪，为历史研究增加了许多障碍。而《燕行录》的出现，则为我们厘清了很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燕行录》的可信程度高。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博士在他的《史学研究法》中指出：“史料价值分为六等，其历史事件发生时，当时当地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如主要当事者的日记、参谋人员的备忘录等为一等史料，据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地点最近，或虽然地点相同，但在时间上稍晚而由当事者本人所作成的史料，亦即补记比较精密者为二等史料……”按照这种区分方法，《燕行录》是当之无愧的一等或者二等史料，以《燕行录》中《昭显世子沈阳日记》和《沈馆录》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松锦会战的经过、皇太极之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和多尔衮进北京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从中我们便可以对这些事情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必再听信什么“孝庄招降洪承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之类的野史僻说。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这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于历史，我们也要以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研究的准绳，《燕行录》中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完全可信，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法国历史学家朗鲁瓦与班汉默认为：“作者的陈述究竟有无虚伪成分，应考察①作者的利害关系②同情反感③虚荣心④服从舆论”，很明显，朝鲜方面还是对清朝很反感的，甚至有很多朝鲜知识分子拒绝使用清朝年号，邱教授对于这样的朝鲜士人称之为“北伐派”，北伐派影响很大，是当时朝鲜社会的主流，昭显世子回国不久后即暴病死，恐怕北伐派也脱不了干系，从金宗一上给仁祖李倧的状启上，我们会发现昭显世子与清朝关系比较密切（参见昭显世子日记中对于清帝的称呼变化），在大的环境压力下（李朝中后期受两班集团左右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李倧还经历过丁卯胡变，所以害死昭显世子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情。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燕行录》中对清朝的歪曲，也不见得丝毫不存在。且回忆录这种东西，也由于时效性、历史局限性有重大关系（很多日记是不可能在中国详细记录的，如果被搜查出来问题会很严重，只能回国再写，以金昌业见康熙时伪造日记为例），班汉默在《史学方法论》上说：“……但回忆录既有一己的经验出发，其闻见自有限，偏见处自不能免，且夸耀一己之长，忽于一己之短，此亦人之常情，即此一端，已足发生偏见矣。余如不完全或错误之记忆，亦可杂于其中，则尤为极常见事。”举个例子，朝鲜人认为努尔哈赤家族应该姓“佟”，而其家女婿皆姓“童”，邱教授亦从此说，认为“童”为建州女真之大姓，“佟”为小姓氏，朝鲜人对通婚家族的姓氏问题要求极严，如若同姓，不能以二字分示，故努尔哈赤家族原姓“佟”。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朝鲜人禁止通行婚姻不假，但中国并无此禁忌，申忠一以两字分示，恐怕是其认为均写同字不符合朝鲜人的习惯（这习惯在很多翻译文献中都有），另外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太祖四年（1395年）已巳条记载：“吾都里上万户童猛哥贴木儿等五人来献土物。”这说明努尔哈赤家族是姓“童”的。童猛哥贴木儿即孟特穆，又名猛哥贴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先祖，朝鲜文献《龙飞御天歌》中记载：“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贴木儿，……斡朵里，地名，……夹温，姓也；……猛哥贴木儿，名也……”。夹温，即金、元女真人的夹谷氏，汉姓为童，或写作佟、仝。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在诸文献上也作童山，董山生脱罗、锡宝齐篇古，锡宝齐篇古生福满，福满生觉昌安（叫场），觉昌安生塔克世，塔克世生努尔哈赤，由此可见，努尔哈赤家族姓“童”毫无疑问，“童”、“佟”实乃一姓。
无论如何，《燕行录》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早年朝鲜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燕行录》就当引起大家的足够认识，并积极投身于这门学问当中，我想，这不单是邱瑞中教授的愿望，也应该成为我国诸多历史爱好者奋斗的目标。
认识《燕行录》，从这本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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