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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遗韵　芸香不绝 发布时间：2011-2-18 0:00:00 作者：李军

　　魏隐儒（1916 —1993），河北束鹿人。早年毕业于私立北平美术学院，师从李苦禅先生。此后曾历任北京、山东等地中小学教职。建国以后，他被调入图书发行系统，供职于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后又任职于北京市文物局。著作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等，并曾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魏先生的前半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后半生因日与古书相伴，故精于版本之学。《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和《中国古籍印刷史》，无疑是魏先生在相关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书林掇英》一书，则与前者截然不同，基本上是对所见古籍版本、行款等内容的客观记录。虽然没有前者那样具有创见性，不过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与收藏源流，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书林掇英》是魏先生从上世纪60至90年代30年间陆续对经眼古籍所作笔记，最初并未分类编订，且兼录所见之现代进步报刊，内容庞杂。此次选取其中古籍部分进行整理出版，主要是为了突出古籍善本这一主题，所以全书副标题为“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全书著录古籍近3 000种，经过系统整理之后，被分成经、史、子、集、小说、戏曲六部分，丛书十种附后。全书仍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可能考虑到小说、戏曲两部分收书较多，故将二者独立于后，不仅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楚，同时也凸显出本书的一大特点，即对俗文学著作版本的关注，这也间接反映了当时古籍收藏的新特点。　　《书林掇英》作为古籍知见目录，其性质与清初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清末莫友芝的《宋元旧本经眼录》颇相类似。对于知见性书目的作用，黄裳先生在本书序文一开头就说：“过去买旧书的人，开手时总得先备一两种目录书作参考，如《郘亭书目》和《四库目录标注》之类。”其中，《郘亭书目》即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样，是标注同种古籍不同版本的目录。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出外访书，必携一部《郘亭书目》随行，每见一书，版本为原目所未及者，即笔之于天头地脚、字里行间，在其身后，由傅熹年先生整理为《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至今仍是查考古籍版本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邵氏《标注》亦经其孙邵章加以增补，有增订本行世。但由于莫氏《书目》与邵氏《标注》两目，收书均不出《四库全书》的范围，其价值自然受限。虽然后来增补过程中，已有很大的突破，但因知见性目录本身体例所限，对于一书的记录，侧重于版本、行款等几项，而其余则均付略如，不免略显简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傅增湘先生观书笔记经整理后，编为《藏园群书经眼录》，除版本、行款之外，更附记藏印、题跋、藏家及观书时间、藏书流转等内容，可称详尽。而魏先生的《书林掇英》其性质与傅氏《经眼录》相近，故黄裳先生认为其“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　　杨殿珣先生通读书稿后，曾将本书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全书收录的古籍善本数量多，质量高，记录详细；其次，对所著录之书，除了记录基本的版本内容、作者生平外，还谈及鉴定版本的心得和经验，如活字本的鉴定，一书先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分，古书作伪的判别等，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第三，不但对古籍中的藏印逐一记录，以便揭示其递藏的线索，而且将当时古籍采访、出售等细节，也详加记录。这对今日了解各图书馆，尤其是北方各馆部分古籍善本的入藏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实，除了杨氏序文中所举特点之外，笔者就阅读所见，觉得尚有值得引起读者注意者。　　首先，作为知见性书目，此类目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收售古籍时为我们提供参考。但在使用此类书目时，也需要注意选择较权威且版本佳者。如黄裳先生序文所称之《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因其在藏书家与书估间素具权威，故常被作为判断古籍优劣的依据。魏先生在《书林掇英》史部传记类明嘉靖刻本《皇明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一条中就提到，由于石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误著此书为三十二卷，书商收购时常据《郘亭目》欺骗卖主，以残书价收进，再以全书价卖出”。可见在判断古籍版本的优劣时，固然需要参考书目，但更重要的是仔细检阅原书再下结论。同时也告诉我们，古籍版本的鉴别，除了参考不同工具书外，实践及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　　其次，《书林掇英》虽与前列各种贩书经眼录性质相类似，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对古籍来源、归宿作记录外，还附注古籍售价。书的来源，除北京本地藏家之外，上海、福建、广东、宁波等地均有专人采访。至于古籍出售的对象则主要是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东北师大图书馆等，也有私人如郑振铎、赵元方、康生等，似乎多集中在北方。至于书价的记录，则是前人所鲜及者，很可能是魏隐儒先生充任划价员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致。由于古籍的价格是不断波动的，魏先生书中并未逐一记录定价的年月，不过综合各书之记录来看，1956年所见书记书价者最多，而大部分有价格的古籍应该是此后数年中所见，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古籍的价格，对于研究同时期古书流通活动与定价原则，无疑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第三，作为将后半生献给古书业与古籍版本学的魏先生，徜徉书林30余年，对于书林掌故早已熟稔于心，尤其是对北京地区的藏书与藏书家均有深入了解。虽然限于《书林掇英》本身提要式的体例，未能加以系统的阐述，但因提要本身分为记书和记人两部分，所以往往多连类涉及，留下了很多的线索。这部分内容又可分为几方面：如对藏书流散的记录，集部明嘉靖本《六朝声偶集》六卷条提及杭州汪氏振绮堂“所藏书于1956年散出一批，为北京隆福寺街修绠堂书店孙助廉访得，皆罕传善本，郑振铎、赵万里先生闻悉，争睹为快，分为购藏”，交代了全书中所记汪氏振绮堂藏书的北流一事。如对藏书家生平的记录，涉及捐书北图的赵元方、“文革”惨死的刘盼遂以及邓拓、郑振铎、傅惜华、于莲客等。其中，曾屡次提到康生，并记1979年夏在故宫南书房整理康生古籍所见书。如此种种，皆足备一时之掌故。　　第四，由于《书林掇英》收录古籍善本数量众多，经过分类后，不同时期所见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记录汇聚于一处，对于考察书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使读者检索亦颇为便利。如书中对《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著录之详，读者一目了然。不过，有些古籍虽然只列了一个条目，但在提要中，魏先生却在叙述此书的刊刻源流时，同时开列其不同版本，有时甚至将先印与后印、原刻与翻刻也一并加以区别，穷原竟委，可称详备。这部分内容对于我们鉴别古籍版本而言，无疑是相当实用的。　　不过，由于《书林掇英》一书篇幅庞大，是魏隐儒先生30余年所作笔记屡经誊写，至今又据其书稿重加编订，文字讹误，在所难免。如第4页《诚斋先生易传》一条中“汪印文深”之“深”疑为“琛”字之误，此书乃汪氏艺云书舍旧藏也；第5页《汉上易传》一条中“王雨堂印”之“王”应是“玉”之误，此书经毛晋、韩泰华、袁克文、张元济诸家递藏，玉雨堂乃韩氏书斋名。第36页《考工记图》一条中“吴兴潘承厚承弼读书记”之“兴”应为“县”之误，潘氏兄弟为苏州吴县人。第39页《律吕古谊》一条中“赵次山学非昔”之“学”疑为“字”之误，“逮山楼”之“逮”应是“旧”之误，常熟藏书家赵宗建字次山，号非昔居士，藏书处名为旧山楼。以上只是随手录之，未能备举，但如此大书，此为白璧微瑕，实不能掩其瑜。　　（《书林掇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定价19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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