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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看华夏文明 发布时间：2011-4-22 0:00:00 作者：吴长青

　　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自从有了文字，知识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可以传布广远，可以惠泽后世，可以积累光大。因此，文字是衡量一个区域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汉字体系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成熟，经历了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后，逐渐为东亚人民行用，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标识。研究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探索文字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古汉字与华夏文明》一书，是葛英会先生在古汉字研究与教学中相关论述的一个集结。书中各篇主要是通过考古出土古汉字资料与传世古文献资料的考察互证，探索古汉字产生、孳乳的历史途径，追溯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悠远历程，并从汉字字源学的角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在书中共收录汉字文字学的论文37篇，这些论文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汉字起源与造字原理的研究，根据古代文献、考古证据、古埃及以及两河流域古文字起源的过程，提出“古汉字源于记事（计数）”、“数字文字源于计数工具（筹策等）”等理论；另外，针对东汉以来“六书”造字理论中的名称歧异、含混和互相矛盾，作者从汉字结构的基本符号入手，结合汉字形、音、义的分析，提出了“新六书”理论，即象物、象事、转意、会意、谐声、形声，为古文字、汉字理论研究带来了突破，指出六书并非古汉字的“造字之本”，也非后人对汉字结构所作的归纳与分类，而是古汉字系统形成过程中逐步创立的造字法则。二是关于先秦古族古国族名文字的考证，在这部分文章中，作者重点对“尧”、“夏”、“商”、“周”这些古族名和国名文字进行考释，探讨了这些文字与“三代”及“五帝”时期历史文化的关联；还对一些古陶文、玺印中未能辨识的涉及国别的文字也作了考证，如释“戴丘莅盟”玺一文，就兼谈该玺的国别问题。三是从古汉字形义方面对出土资料中一些未识或尚无定解的古汉字进行辨识与考释，诸如由明辨字形破译秦陶文字；由明确省声辨识齐陶文堂字；由寻觅字形逐时变迁推溯古徽识窑字；与钟鼎文对照分析考定古玺文须字；由偏旁分析厘清甲骨文毁字结构形式并兼及商代毁祭；由甲骨卜辞同字异体分析考辨商代封字并论其时的田亩封疆制度；与文献对读释卜辞“雉众”即致众为原始军事民主遗制；由甲骨文祊、祔两字的考辨探论商代的祊、祔之祭等，其中涉及对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方面的探索。　　中国的汉字系统，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本盛叶茂，生机勃发，是世界上自古至今唯一一脉相延而又历久弥新的文字体系。在今天，当人们着力探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时，以天地人和为精髓的华夏文化，因其普世的意义迅速走向世界。学习汉字，把汉字用作古今对话与沟通未来的桥梁或手段，在当下已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古汉字与华夏文明》一书，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开始，探寻了古汉字孕育、萌发的历史途径，追索其创制造字的原理与规则，为读者学习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作者葛英会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葛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研治甲骨文、古陶文，在古文字学领域耕耘数十年。其对甲骨卜辞祔祭、祼祭、肜祭、祊祭、卜辞衣祀、雉众身份、周祭系统、花东卜辞等的研究，均为甲骨学中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为推动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葛先生与高明先生合著的《古陶文字徵》，是古陶文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惠及学界。近年来，葛先生致力于中国古文字起源、古汉字造字理论研究。这些成果以及相关研究的思考均在该书中有所体现，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　　（《古汉字与华夏文明》，葛英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定价11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