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56年生，上海人。师从施蛰存先生、潘雨廷先生。主要著作有《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管锥编读解》、《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记述）、《〈史记 · 太史公自序〉讲记（外一篇）》。新近整理修订《潘雨廷著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谈中国文化，先要从中国谈起。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文明体，其内在支持是文教系统。这个文教系统可以追溯到上古，奠定于先秦时期，其核心被称为六艺或六经，孔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汉以后随时代而发展，大体分为汉（五经）、宋（四书）两大分支，直到清末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时期。清末大变局的说法，出现在李鸿章同光年间的奏折中，梁启超1901 年写《李鸿章传》引用了它，被广泛流传。此后中国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剧烈变化，其实只过了一百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是第二个一百年的开始，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两个一百年既有继承，更有不同的内涵，必须认识时代的变迁。而所谓三千年，大体指西周以来（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如果上溯到商，还要再前移六百年，距今大约是三千七百年。商以前的情况，考古学家还有分歧，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中国古代的典籍，最晚在商代已得到自觉保存，《尚书 · 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记载重大事件的竹简，典是竹简被放在架子上，有尊重的意思。通常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孔子整理六经，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文教系统。《论语 · 先进》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治、文学四科，其中所谓的“文学”，就是古代典籍的研究、保存和学习。《论语 · 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学，也就是经典，行就是德行，而忠、信就是德行的内容。孔子自己在《论语 · 公冶长》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普通的地方都有忠信的好人，而孔子的不同就在于好学，所谓的好学，就是得到古代经典的支持、浸润、校正和提升。如果再看《论语 · 学而》记述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反省的内容就是忠信，传就是文学，也就是经典。以经典来教化人，文学对应德行也就是修身，修身的成果根据内在禀赋和外在条件的不同，体现为言语（外交）和政事（内政）。在《庄子 · 天下篇》中，论述六经和内圣外王之道，德行相当于内圣，言语和政事相当于外王，而六经就是文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到古人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德行，立功就是言语和政事，立言就是文学，可见先秦价值观的一致。

　　这个文教系统在《大学》里被称为大学之道，分为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再分为八目展开。前五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相应于“明明德”，而格物就是人和自然的联系。西学传入以后，一度以“格致”翻译科学。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相应于“亲民”（以后还有“亲民”和“新民”之争），这样的政治文明体对理想有超越性追求，“止于至善”。这样的理想极其高远，涉及其中每一个成员。“自天子（最高领导人）以至于庶人（普通老百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类幸福的达成，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提升，不应该本末倒置。

　　为什么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不得不触及政治制度以及文教系统。西学入华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明代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来华，尝试翻译引入西文著作。据统计，《四库全书》（包括存目）中收入西人著作三十八种（各家统计有所不同，此用陈东辉考辨），中西学术相摩相荡。最早尝试改革制度的，就是康梁的维新运动。“维新”这个词，来自《大学》引《诗 · 大雅 · 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寄希望于古老文明的重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师徒流亡日本，两人思想发展的方向，渐渐有所分歧。梁启超于1900年写作《少年中国说》，1902年到1906年写作《新民说》，1902年到1905年最先使用“中华民族”的说法，于1907年得到杨度（《金铁主义说》）、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的相继使用。此观念为孙中山创立民国所接受，几经演变，形成今天的局面。

　　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介入下，三千年的政制文教什么应当传承，什么应当变革，是所有知识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探索代价。

　　“维新”和“新民”，以后又有《新青年》，再以后又有“新中国”，如果结合起来，不难看出其中的隐秘联系，相当程度上来自《大学》的激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果脱离上下文，可以用这句话来促进创新。然而，究竟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如果没有贯通文明的源流演变，仅仅表面的追求，往往会流于形式。因为有一些旧其实是新的，而有一些新其实是旧的。参考《大学》原文，“维新”和“新民”必须联系“明明德”，也就是脱离不了修身。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环境下，中国来不及从容地斟酌新旧，只能一次次地在失败中积累元气。梁启超敏感于时代，思考如何保存中国文化，正是《德育鉴》（1905），《节本明儒学案》（1905）的写作背景。而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1912年回国，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1916年参与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为《曾文正公嘉言钞》的写作背景。

　　今天，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三本书，依然有其时代的因素。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断然有别，相关的国际因素尚待观察，就中国而言，在2000 年以后产生的传统文化热，和二十世纪初倡导的国学，其内涵已有所不同。其中有种种是非利弊的曲折，有待于深入讨论。而理解国学（此名词并不准确）有两条进路，其中一条是知识性的进路，比如说王国维和章太炎，这条知识性进路可以和西学沟通。另外一条是修身性的进路，核心是做人和做事情，这是纯粹的中学，可以上推曾国藩、王阳明，也为梁启超所重视。

　　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写作《德育鉴》（1905）、《节本明儒学案》（1905）时他32 岁，相当于三十而立。写作《曾文正公嘉言钞》（1916）时他43 岁，相当于四十不惑。相对于中国的整体学问，这三本书主要相应的是宋学，而在宋学里，以王阳明和曾国藩为主。理解中国文化完全可以从王阳明和曾国藩开始，逐步推进，然后上追先秦。尤其是对非专业的人来说，我个人更倾向这一进路。

　　顺带谈一则轶事：大约在三十六七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1901—1982）来学校做讲座。他当年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被梁启超请来，做过他孩子的家庭教师。谢国桢回忆说，有一回他正和梁家子弟在读书，梁启超在外面办完公事回来，问他们在读什么书？谢国桢讲是《春秋繁露》。哦，原来是这本书啊，梁启超兴致勃勃，随口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出来，结果谢国桢和孩子就一起听他讲下去。

　　要知道当时的学者差不多都能背《四书》，而能够背《五经》的也不乏其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随口可以背《春秋繁露》的人，即使在当时也应该极少。从中可见梁启超为学的一个侧面，也可见他惊人的才华。这件事因为时隔久远，我担心自己会不会记错，就去网上搜索，想看看谢国桢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写过。无意中搜到这样一段话，是谢国桢关于梁启超的回忆：

　　时方三鼓，炎热初消，日映微云，清风徐至，二三子侍吾师梁任公先生于中庭，从容问先生少年时事。先生兴之所至，娓娓而谈，二三子听之欣然忘倦，不觉狂蹈，回视河汉，时已微曙……（《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那时候读书人的精力，和前辈的风采，真是动人。

　　（摘录自【海上博雅讲坛第103 期】“修身之道与成德之教的现代命运——从《梁启超修身三书》谈起”录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