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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出版之际 发布时间:2016-12-2 14:31:49   作者:刘向阳 李阿能  

  西汉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派张骞率百余名随从自都城长安出发“凿空”西域,第一次掀开了东西方世界的“珠帘”,让中国人第一次对西域诸国有了认识,从此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张骞出使的这条路线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自从有了这条古代中国主动沟通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通道,“古代世界才真正开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人类文明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由此而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彩”(杜文玉:《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总序)。

  及至唐代,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已发展成为华夏民族推动世界大同的政治之路,成为中古汉唐盛世的经济发展之路,成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走向世界的文化融合之路。丝绸之路推进了中西方文明的共同进步。如今,从长安到罗马的古丝绸之路上,曾经的阵阵驼铃已湮没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铁路和航空交通。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趋势,使无数仁人志士对古代丝绸之路的魅力魂牵梦绕,积极致力于探索其开辟、形成、繁荣、发展和衰落的历程,为当代世界开辟构筑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格局提供借鉴和经验。

  从200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启动丝绸之路区域经济项目计划,到2014 年6 月22 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期间漫长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国的广大文物、文化工作者为使这一世界级别的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扬,为彰显这些见证汉唐“黄金时代”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遗迹而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作为参与丝路申遗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在忙碌不懈的工作之余,笔者的心灵曾无数次地被汉唐时期留下的这些辉煌遗迹和珍贵物证所震撼、所折服!时时激励并督促笔者将这一盛世奇迹和华章彪炳彰显于华夏民族文明之林。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建设,赋予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以新的生命,无疑为处于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唐代帝陵遗迹遗物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笔者以丝绸之路和唐代帝陵为主题,积极探讨二者之间的内质和联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丛书”之第六卷《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书稿的完成和付梓,即是笔者莫大的心愿。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以20 世纪以来唐代帝陵的遗存和陪葬墓发掘出土的有关考古资料为佐证,在中古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对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中古长安沿线唐代帝陵中代表性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展现唐代帝陵中通过丝绸之路而带来的域外文化色彩,重现丝绸之路与唐代帝陵之间的文化关联。

  本书结构上分为七大部分: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唐代帝陵;

  第二章:唐代帝陵概况述论;

  第三章:唐代前期的帝王陵墓;

  第四章:唐代后期的帝王陵墓;

  第五章:永不消逝的摩挲岁月—唐陵石刻中的丝路印记;

  第六章:唐陵出土文物中的胡风遗韵;

  第七章:丝绸之路申遗与唐代帝陵的保护。

  本书通过对唐陵中吸收、汉化域外文化的重点文物的考察,特别是对唐太宗至高武时期民族融合政绩及唐陵营筑盛衰过程的介绍,以唐陵陵园遗存及其陪葬墓出土的众多含有域外元素的石刻、陶俑、壁画等为切入点,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发掘了唐代帝陵文化的内涵和特性,反映了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浸润、汉化和相互融合的状况,再现了中华大唐文化和帝陵物质遗存在古丝绸之路政治、文化、艺术、经济等发展交流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唐陵现存的石犀、石狮、鸵鸟、昭陵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像、乾陵六十一尊王宾石雕群像等,真实地记录了7 世纪唐帝国与周边民族政权友好往来以及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状况,反映了中外文化互动的高潮,这是其他历代陵墓所少见的稀世物证;唐陵陪葬墓出土的大量三彩骆驼、胡人陶俑,反映了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盛与交往的频繁;唐陵陪葬墓中出土的大量壁画,如“胡人献马图”、“客使图”(或称“蕃使图”)、“马球图”等反映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往来。因此,唐陵现存文物中的域外文化元素成为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物证,展现了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唐代帝王陵的文化全貌,再现了唐长安丝绸之路沿线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2015 年12月版,定价:220.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