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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文学之花 发布时间：2010-3-26 0:00:00 作者：顾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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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公元554年，西魏大军乘梁元帝远征建康之机突袭江陵，元帝被杀，梁朝百官数万男女亦被分予三军为奴，并遣送至西魏首都长安，一路哀嚎死伤者不知凡几。以写作《颜氏家训》垂名后世的颜之推亦不幸遭难，他描述这次巨变是“民百万而囚虏，书千辆而烟扬”，江陵文物一夜间俱为烟尘。史书载，元帝当江陵沦陷之际，心知事不可为，遂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且欲投火与之俱灭，心死之余，以宝剑击柱而折，大叹“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公元554年，西魏大军乘梁元帝远征建康之机突袭江陵，元帝被杀，梁朝百官数万男女亦被分予三军为奴，并遣送至西魏首都长安，一路哀嚎死伤者不知凡几。以写作《颜氏家训》垂名后世的颜之推亦不幸遭难，他描述这次巨变是“民百万而囚虏，书千辆而烟扬”，江陵文物一夜间俱为烟尘。史书载，元帝当江陵沦陷之际，心知事不可为，遂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且欲投火与之俱灭，心死之余，以宝剑击柱而折，大叹“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历史往往如此吊诡。中国历史上身为帝王而兼具文学之才的除了曹魏父子三人，即允推萧梁父子。梁武帝萧衍本为竟陵八友之一，且富治世之才，执政四十年，将南朝文教推至峰巅。昭明太子萧统素以仁德见称，编纂《文选》沾溉后世，萧纲萧绎文才亦颇富美，且这几人私德品行与后世帝王相比可谓出众非常。可常人视为理想帝王的他们，偏偏遭逢乱世。先是萧统英年早逝，晚岁的武帝又耽溺佛教，侯景之乱使其被幽禁而郁愤致死，萧纲后又为侯景所废，萧绎亦如上所言落得个折剑焚书的下场。

    但这份吊诡实在远未完结。因着政权戏剧性覆灭，梁朝作为整体在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乃至文学史上多矮人一截。田晓菲新著《烽火与流星》即对萧梁王朝这诸多因历史有意无意的吊诡而造成的“矮人一截”做出了极为中肯清晰的说明与分析。譬如，在政治上，萧梁夹在汉唐两大帝国间，至多是两大王朝的阴影，“一个仅仅是在为光辉灿烂的大唐王朝做准备的时代”；在正统文化史论述上，它上难追魏晋文人的放达不拘，下难比大唐文人的高华烂漫，似乎萧梁文化只有物理上的时间意义，随着王朝崩塌就湮灭难存；在文学史上，问题更大，围绕着几部伟大作品与几位伟大作者进行的“旋转”文学史叙事局限了我们的文学史视野而无力触及视野之外的优秀作者与作品，并且“反而限制了我们对伟大作家与作品的深入理解”。

    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政治、思想、似乎完全可将它们抽离出自己的时代同时也斩绝它们相互间的联系，这种只见主干不及枝叶的做法得到的不过是光秃秃的主干而已；而碍于意识形态的捆缚，我们往往没必要地将一个朝代的文学表现过度对应它的政治表现，似乎只有政治清明才有文学繁荣。但事实上，只有把文学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意义，如此文学也会带领我们照亮框架着它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譬如书中写得颇为精彩的一章论述后世贬抑不休的宫体诗。宫体诗因为它前所未有地直面声色，声调柔靡文采绮丽，并不烦细琐地描摹正统文学蹙眉讳言的闺阁帏闼之事，历来迭遭詈责。中国古代文论虽然肯定文质彬彬，但“文”其实是作为更好地修饰“质”的工具而出现的，若缺乏实际的政教作用，“文”本身非但不能获得赞赏相反时常遭到严厉的诟病。另一面，虽然古人推举诗缘情，但亦非所有性质的情感都允许被纳入“文”所载负表达的范围，较之文辞斟酌，任何一个写作者对于感情本身的正确选择实在更为要紧。有意思的是，宫体诗在这两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禁忌，文辞的过度华美冲犯了“质”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闺阁男女之情的细致描写则逃离了以美人香草为代表的讽喻寄托的传统，它从形式到内容均与正统文学格格不入，命途诚如作者所言“在一个不能容忍任何多余物游离在外的文化系统中进退维谷”。

    如果说传统文学观对宫体诗进行了观念上的拘限，那书中提到的后世史家则从意识形态上对其作出了政治宣判。以魏征为首的唐代史家从征服者的道德立场出发，将宫体诗的写作与王朝盛衰连结起来，从而成功地将其塑造为亡国之音。由此自然推理出一位爱好写作宫体诗的帝王必然是如司马光所批判的“珠玉是好，酒色是耽”的昏君。作者提醒我们注意，最早对宫体诗作价值判断的是史家而非文士，而为了给文教鼎盛的萧梁王朝覆灭找理由，他们制造出了裹挟着太多偏见与误解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判断。

    同时，宫体诗以女人为中心，连带周遭之物，举凡灯烛琴瑟、殿宇楼堂、柳梅莲藕、鸳鸯燕雀等等皆无不大咏特咏，这也完全突破了传统“香草美人”的话语模式，换言之，声色大开正是它的绝大贡献。而认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概皆为男性作家的自喻，男欢女爱的情感尽是政治诉求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解读策略无非是“性别自恋的典型行为”。宫体诗通过对这些泛政治与泛道德解读的自觉抵制，给中国诗歌抉发出一片感官经验的绿地，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人性人情最深挚婉曲的表现。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和文化史的核心焦虑都是文学之“用”，我们对于任何不能被顺利安置在这个大箱子中的人事，都会感到深刻的不安与怀疑。宫体诗与其诞生其中的萧梁王朝也属于这不能归档的一类。但正如作者所说的，“经典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排除在外的作品”，它们的价值有时是因为它们的反衬角色，好像李世民需要萧纲来映衬他的英明神武，但更重要的则是它们作为迥异主流话语的另一套价值系统时刻提醒我们重视政教与实用并非唯一标准，更不是最合法合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本书跃出文学史写作藩篱，重新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并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诸如宫体诗及其对“经典化”的抵制、佛教“观照”与新诗学的产生、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之类颇有深意的问题，并探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梁朝素来被贬抑的文化史境遇，进而更深刻地究问反思中国文化研究中黯而未彰却颇为严重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取向。

    历史的撰写本意在于为零乱的历史清整秩序纾解迷思，但事与愿违，这种撰写往往在凸出历史主干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更多。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像作者那样试图把时间废墟中的碎片重新拼凑，在这其中，我们也许能稍稍接近历史的原相，另一面也能深深了解我们知识的有限性。

(来源：中华书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