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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段熙仲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 发布时间：2005-10-19 0:00:00 作者：汤大民

　　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文学院)教授段熙仲(1897—1987)先生的遗著——《春秋公羊学讲疏》(下简作《讲疏》)已由鲁同群等点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遗著以畅达的文言写成，洋洋56万言，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求真的实证精神、传统训诂法与现代逻辑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公羊学，作了全方位的、完整的、系统的和深层次的研究：在纵向研究上，以公羊学鼎盛于西汉为中心，上溯先秦之滥觞，下及清末民初之余绪，展现了公羊学两千数百年来渊源流变、起伏兴衰的历史；在横向研究上，历述了众多公羊学大师、传人的承传关系、研治成果，并作出了客观评议；又以纵横研究为基础，展开对《公羊传》文本剖析和阐论，打破“随经释义”的常例，科学地把文本归纳为比事、属辞、释例、义四大类，并把历代公羊学家的训诂、考证及解读分类系于其下；不仅如此，段氏还“时下己说，辨证然否，语多精当，允推独步”[1]，尤其是对《公羊》大义，更能加以新知，“多所发明”[2]。这里我谈谈学习《讲疏》的点滴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一、《讲疏》致力于“复其本真”，就是还公羊学以本来面目。为此，段氏确定了一条研治的路线：“以《公羊》为《公羊》，先求之《传》，次求之董(仲舒)、何(休)，次求之清儒之专治《公羊》者。”[3]《公羊传》有一个“家法”：“以《春秋》为《春为》。”[4]这一家法，在汉代由董、何直接继承，“经文之寻绎，经义之发明，舍董理汉儒仅存之学，殆将无以复其本真”；而清儒则“廪廪欲复董、何之旧矣”。[5]段氏的研治路线显然是告白其对公羊家法的继承性。? 　　公羊家法，对《春秋》文本逐字逐句加以解剖分析、训诂考订，以求真实，又能从儒家整体思想出发，探其深义，固然有求解过甚、繁琐牵强之失，但更多的做到了合乎情理，知微见著，贴切经义。例如《春秋》：“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释曰：“曷为先言■而后言石? ■石记闻，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6]显然，《传》解是符合常人见闻顺序的，因而探到了《春秋》修辞的精奥之处。又如春秋宋楚泓阳之战，宋襄公固守“仁义”，不在楚军渡河之际加以袭击，而且还要等到过了河的楚军摆好陈势后，才鸣鼓迎战，结果宋师大败。《左氏传》及《■梁传》于襄公俱有贬词，惟有《公羊传》根据《春秋》突破“偏战言日不言朔”成例对此战特书“冬十又一月己巳朔”，肯定了宋襄公“不忘大礼”，“吴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7]，因而独得经义。段氏《讲疏》肯定其家法，显然是有鉴于公羊追求《春秋》“本真”的价值的。? 　　但是段氏对此家法的更大关注在于方法论层面上。他不是以《公羊》为《春秋》，而是“以《公羊》为《公羊》”，即从研究公羊学本身来恢复公羊学本来面目。他依据事、辞、例、义分类，逐项逐目、全面引用《传》、董、胡(母生)、何、徐(彦)及清儒原话，以存公羊“传”经的本真。他在论证《公羊传》曾经口授及写于文、景之交等重大命题时，也把《公羊传》文本作为内证，以比较与其他文献之异同，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使在论断公羊学是非时，也决不以今测古，妄加武断，而是设身处地，从其人其事其情其境出发，作合情合理的评议。例如公羊派以灾异比附人事，段氏说：“灾异之说，公羊家受人诟病之由也。虽然，儒者以之戒人主修政事，亦神道设教之上达者耳。”[8]“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9]在封建时代，君权高于一切，儒家设计了“君权神授”的模式，一方面承认他是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又以“天”制“君”，使他可以“无法”，却不能“无天”。公羊家灾异之说，不过是体现儒家这番良苦用心之一法耳。? 段熙仲教授被学界称为当代“今文经学家”，这是说他是一位研究今文经学的专家，而不是今文经学教条和主张的信奉者。他虽强调“家法”，但其旨归为“复其本真”，而不是信以为真，所以他并不囿于门派之见，也不赞成传不破经、疏不破注之类旧规，于公羊学家(如何休、诸清儒)的廖言陈说多有匡正和新解。他精通六朝文学、语言学和文献学，因而，在考证《春秋公羊传注疏》作者徐彦的生活时代时，胪列6个内证，又旁取外证，一一对照，指出徐《疏》许多语词与六朝民歌及南、北朝流行方言、当时校勘家常用语相同，其引书亦多有汉以后、隋唐前者，从而推翻了《四库提要》指徐彦为唐人等一类的悬揣之辞，作出了“其人既下不逮隋，上不过宋，则为南士当在齐梁以降，北人则在北齐之世”[10]的实事求是的辨证。? 　　二、段氏《讲疏》对汉代公羊学精义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整理和归纳，并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主义的评论。经学是研究儒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的学问。汉代经学(无论今古文经派)皆以解释训诂典制为重，其中惟有《公羊》还主张微言大义。因而，治公羊学，必须落实在微言大义上，抓住这个重中之重，才能揭示其独特的学术风貌和内在的精神实质。因此，段氏不仅在事、辞、例诸编中全面考察了公羊学对《春秋》微言所作的义释，更以全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设《义》编，专门论述公羊学派心目中的《春秋》大义。在《义》编中，以《公羊传》“言义者二十”乃董仲舒关于孔子作《春秋》之旨的论述为纲，分列七章，逐一详述了大一统、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善善恶恶、强干弱枝等七个方面的“大义”。这“七义”在公羊笔下是《春秋》大义，实际上是公羊学本身的大义，它以“释经”的形态表述了公羊学家们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制度设计、治国方略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囊括了作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的公羊学整个思想体系。比较历代对公羊学派思想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段氏《讲疏》对公羊思想的梳理与把握，无论是在准确性、系统性、完整性方面还是在深刻性方面，都超越了前人的成就。? 　　汉代学术在经学。在汉代，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学”后，经学是官方倡导的主流学术，成了君主政体赖以建立和巩固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石，时事政策、法令律规、人文风化的范刑和母本，论证着当今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永恒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若向两汉统治思想在哪里，就在经书的字句解释、事义训诂中。而《春秋公羊传》的主张微言大义，经汉儒发挥后，《春秋》这部鲁国史书，成了孔子预言汉刘当兴的“天命”传媒和当今皇权专制的最高法典，它的“七义”无一不是当时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并在现实政治和教化生活中发挥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是“通经致用”，流行的是“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五篇》当■书”。[11]汉武帝时，张汤做廷尉，就聘请了专攻《尚书》和《春秋》的博士弟子任属官，用古义来判决大案要案。准南王刘安谋反一案，由董仲舒学生吕步舒承办，他用《春秋》大一统、强干弱枝诸义一一定罪，汉武帝也完全同意。公羊学在西汉之成为显学，也正因它是“应运而生”的。? 　　关于公羊学这一本质，段氏有着精刻的烛照，他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讲疏》的最后，特设《总论》一章，申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大事件、社会生活变动的密切关系，他列举大量汉代史实论证了大一统、通三统、尊中国而攘夷狄乃至灾异说等“大义”的现实针对性、实践性，并作出了精辟而深刻的最后结论：“《春秋》公羊之学，其影响后来最大者，大一统之义也。其言实为汉而已，故曰《春秋》为汉制法。非孔子为汉制法，公羊学者援据其义以为汉制耳。”此论可以说是对公羊学的不刊之定谳!? 　　三、段氏《讲疏》是一部“存亡继绝”之作。? 　　先秦时，《公羊传》以口授承传，汉文、景际著于竹帛，景帝以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胡母生为《春秋》博士，终武帝之纪，《公羊传》为阐释《春秋》的惟一权威，公羊弟子满京华，蔚为显赫宏大的公羊学派。宣帝时，《■〗梁传》分其脉，西汉晚季，《左氏传》代其兴，历今古文经学的大争论、谶纬学的篡夺，至东汉时，公羊学遂渐趋式微。幸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行世，赖以不坠。魏晋六朝，公羊学失去官方支持，“不幸中衰”[12]，研治成果仅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堪称警策。历唐、宋、元、明，虽代有研究，宋时且著于“十三经”之列，然亦无荦荦大观者。凌迟至清中叶，乾嘉朴学以复兴“汉学”为己任，所重在于古文经学传统，沉潜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中，在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着“经者，常道也”这一根本命题。然而当时流行的“六经皆史”理念的发展，却引导学人们的治学路线沿东汉“古文”上溯西汉“今文”，于是道、咸间兴起了常州学派，且一时海内靡然。常州学派务明大义，不专章句，代表人物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凌曙辈皆邃于《春秋公羊传》，他们“出而绍述，俱能名家”。[13]清末，康有为、廖平诸贤亦“续有绍作”[14]。可以说，清儒的研究，为流传了两千几百年的公羊学举行了一次相当热闹的回顾展。只是好景难再，后继乏力，进入20世纪以来，经学雕零，公羊尤甚，治公羊学者，寥若晨星，其中惟段氏写出了煌煌巨著。然而《讲疏》完稿后，又尘封达半个世纪之久，至段氏逝世都未能面世。高足鲁同群、丁福林、韩传达、皋于厚、陈庆元诸君，虽因社会需要，未能专治《公羊》，但他们为光扬师学，以持续三年之辛勤，通力协作，对师稿精心整理点校，终成完璧。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慧眼识珠，立项资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不顾恤本，隆重推出，乃得成其全功。回顾公羊学风雨苍黄，令人不胜唏嘘。训诂学家徐复教授在《讲疏•序》中写道：“在《公羊学》几成绝学的今天，整理出版段老这部遗著，实为嘉惠学林一件大事。”诚哉斯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在学术偏见或学术外的因素作用下，传统学术研究导向，往往集中在一些“热门”课题上，学术视野狭窄，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对许多有历史意义和开发价值又具学术难度的课题，或以“封建糟粕”为由打入“冷宫”，或因不能赚钱而拒绝出版……殊不知，学术研究决不能成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是关乎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中华新文明的建设是必须以全面把握五千年古文明为前提的，对许多“无用”的古文明的研究，绝不意味着“光复旧物”，是不应划出禁区的。因此，段氏《讲疏》的意义还在于启发我们拓宽和深化传统学术研究领域，关注“冷门”、“绝学”，以适应新文明建设的需要。它的得以面世，也正是对学术繁荣的一声呼唤，一次可庆幸的兆示。注：　　[1][2]见《讲疏》徐复《序》。? 　　[3][4]见《讲疏•凡例》。? 　　[5][12][13][14]见《讲疏•自序》。? 　　[6]见《讲疏•属辞•述传》。? 　　[7]见《讲疏•义•善善恶恶》。? 　　[8]见《讲疏•比事•灾异》。? 　　[9]见《讲疏•总论》。? ?　[10]见《讲疏•导言•经传注疏作述考略》。? ?　[11]转引自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来源：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