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对《周易》的卦爻辞，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诠释。论点不一，但各有所长。而专门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巴蜀书社曾出版了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一书，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周易》，发现《周易》中每卦的爻辞都含有几句歌辞，从中勾稽出60多首殷周歌谣，并逐首加以考释，这可以说是《周易》研究的新创获。十八年后，黄玉顺先生将此书重新加以修订，增加了180条注释，并收录了6篇作者近年发表的研究性文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专刊”的一种予以出版。这为《周易》的研究走向更宽广的领域提供了新思路。

　　关于《周易》中包含有古代歌谣，前人已有过论述，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曾谓“经文的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现代《易》学专家李镜池的《周易筮辞考》，专门有“《周易》的比兴诗歌”一章。高亨在其《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一文中，也专有一节讨论《周易》中采用赋比兴手法的“短歌”。而《易经古歌考释》的作者则认为，高、李两家虽然都对《易经》中的一些“诗歌式的句子”及“浓厚的诗歌色彩”有一定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阙失，就是“没能打破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界限，以至没能发现一首完整的古歌”。他还认为《易经》古歌之所以长期湮没无闻，是由于“《易经》本身的筮书性质，使编者既不将它当作诗的集结，读者也不把它视为诗的荟萃”；同时，《易传》作为现存最古的易学传注，无视古歌的存在，将其中占辞与古歌“一视同仁”，也是导致古歌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考释》一书从打破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界限入手，将《周易》的卦爻辞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用韵、句式的整饬、风雅颂的体制和赋比兴的手法等几个方面论析了《周易》中对古歌的引用。

　　例如，在用韵方面，作者认为《中孚》的引文就是一首完整的古歌：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句中韵字“它”、“和”、“靡”、“罢”、“歌”都属古韵“歌”部，只有“燕”字属于“元”部，却与“歌”部具有阴阳对转关系，可以谐韵。

　　此外，作者还谈到，有的诗句就一爻看来是不谐韵的，但是从全卦来看却是音韵和谐的。

　　在句式方面，作者认为《诗》以四言为主，而先于《诗》的《周易》古歌则以二言、三言和四言为主，这与中国的诗歌由二言而三言，而四言、五言到七言，随时代发展而递增的规律是相符的。这个说法也是言之成理的。

　　从全书的体例来看，前一部分是导读性质的《绪论》，全面论述古歌的发现、引用体例及产生时代。后一部分是对《周易》每一爻辞的注释，其中凡作者认为包含有诗歌的则加以今译和讲评，译评的歌谣还加拟了题目。这些歌题大都经过对歌词的认真思索而确定的，所以比较生动贴切，如《乾》为“群龙之歌”，《坤》为“大地之歌”，《屯》为“婚礼之歌”，《蒙》为“女萝之歌”，等等。另外，后一部分还对占辞和引文中的历史记录也作了考释。作者认为，占辞与史事虽非本书目的所在，但为了能更准确地找出古歌，就要对它们认真加以识别。不过，全书在这方面所占篇幅似嫌多了一些。

　　《易经古歌考释》一书在个别条目辞句的解释上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从总体来看，它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论证出《周易》所包含的古代歌谣，对于研究中国诗歌的源头和全面认识《周易》的文学价值，都很有启发。

　　（《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