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节点，一百多年前，为应因西学东渐，产生“国学”一词，一个世纪后，复应因于传统文化之复兴，又掀起国学热。“国学”一词初见于梁启超与黄遵宪讨论《国学报》的往返书函，当时两人所指，都是与新学、西学相对的旧学或中国固有之学。黄氏所谓“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也。因概念较为笼统，遂引发二十世纪初叶很多学者撰文讨论国学之名称意义与界域定义。以名称而分，曰国学，曰国粹，曰国故学，曰中国学术。以界域分，或虚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或限于语言文字之学，或以文史哲三科当之，或云统摄四部之学。抑有进者，或以经典比附西来学科而对应之，或一扫群言而归为六艺之学，甚且有独以国文和中国文学当之者。所谓仁智所见，言人人殊，各逞其臆，难以折中。比观诸说，多逞口说而无实证，汹汹嚣嚣，复归于静。群言淆乱之中，有两人毅然决然，将自己观点贯彻在学术研究之中，此即国学大师唐文治与马一浮先生。
　　1927年，许啸天在所辑《国故学讨论集新序》中云，我国学者不肯整理不肯改造，所以六经依旧是六经，诸子百家依旧是诸子百家，他希望用科学方法，将国故中提出成分来制成各种器皿，亦即建立各种学科。1929年，唐文治先生即依西洋学科整理演述《诗经》，著《诗经大义》。将《诗经》中涉及之各类知识，分类编辑阐释，如所以事父事君者，辑为《诗经》伦理学；可以兴可以怨者，辑为《诗经》性情学；可以观者，辑为《诗经》政治学；可以群者，辑为《诗经》社会学；而将其中农事、军事内容，辑为《诗经》农事学、《诗经》军事学，视作政治学之支流。以为“循是六者，天下国家盛衰兴亡治乱之迹概可知矣”。又将《诗经》词藻，辑为《诗经》词藻学，谓是多识草木鸟兽之绪余；根于诗无邪之旨而深入于伦理性情之精微者，辑为《诗经》义理学。十年后，强寇入侵，国专避地，他有感于《孟子》一书与现实关系特切，又仿《诗经大义》之例，分《孟子》内容为《孟子论战学》《孟子气节学》《孟子大同学》等十一类，其中《孟子政治学》《心性学》《教育学》《论辨学》《社会学》等，亦与西来学科相对应。各系以相关章节，宣说精义。《茹经堂文集》中虽未见专门讨论时贤所谓“国学”、“西学”之文字，似乎置身局外，其自谓分类举措亦本之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孟子》和《大学》要人知类通达之意，然究其实，却与国学与国故学运动之讨论不无关系。
　　与唐文治先生同时，马一浮先生避寇泰和、宜山，应竺可桢之请，为浙大师生宣讲六艺之学。他首先楷定国学名义，谓“国学”一词在吾国本指国立大学之名，今之所谓国学，乃是为区别于外国学术而立，此名为依他而起，本不可用。且时贤分国学为小学、诸子学、史学等，大致以四部立名，纯是图书分类法，不能明学术之流别。他认为，所谓国学，唯《汉志》之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是吾国一切学术之原。六艺可以该摄诸子学，而诸子学却不能该摄六艺。何以言之？《诗》《书》《礼》《乐》四教本西周旧制，经孔子删订，并加《易》《春秋》，成为六艺。《汉志》所说九流十家，其要者不过儒、墨、名、法、道五家而已。儒家之外，墨家统于《礼》，名、法二家亦统于《礼》，而道家统于《易》，四家源于六艺，却各有得有失，流而为墨、名、法、道之说。司马迁《史记》自附于《春秋》，班固《汉书》因之。其诸志特详典制，出于《礼》，《地理志》祖《禹贡》，《职官志》祖《周官》，至于多录诏令奏议，则犹《尚书》之遗意。集部之文章流别，极尽变化，然虽志有深浅，言有粗妙，事有得失，言有纯驳，有韵无韵，或骈或散，皆统于《诗》《书》。故无论文史哲经各学科，即经史子集四部，亦皆六艺之支流。六艺之要在于其教，即《诗》教的温柔敦厚，《书》教的疏通致远，《乐》教的广博易良，《易》教的洁净精微，《礼》教的恭简庄敬，《春秋》教的属辞比事。所以，他将一部《论语》，也从六艺之教角度做细致的演绎。
　　唐先生以六艺对应西来学科，马先生以六艺统摄四部百科，一往一返，一放一收，在上一世纪国学讨论中，堪称一时翘楚，独领风骚。两先生之研究与理念对于本世纪国学性质与外延之争，仍具启迪意义。当然，唐、马两位的理论与实践，仅是当年极具深思睿知之一瞥，其他各种意见，亦各有参考价值。然其最能真切反映当时国学含义者，莫过于晚清民初以“国学”命名之杂志。
　　光绪三十一年（ 1905），邓实、黄节等人创办《国粹学报》。黄节面对欧风东渐，中邦西化时局，借日本明治维新，欧化主义汹涌澎湃时的一股对抗势力—国粹保存主义为例，援引维新元勋井上馨之说，谓“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他认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风俗气质习惯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象，而此精神气象，或不同于他国。两国之相交相习，必有或宜或不宜者，“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以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所以国粹云者，即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此种认识与守则，贯古今而通四海，一个世纪前当深思，一个世纪后当反省，十世百世之后仍应理性对待。邓、黄等人在此宗旨下创办刊物，汇聚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等一批国学大家之文章，更搜罗刊印王念孙、王引之、许印林、包慎伯等清代学者之遗稿，可谓力行保存国粹之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宗畸创《国学萃编》于北京，孙雄、冒广生、陈衍、冯煦、罗振玉等名流共同撰稿助刊。宣统三年（1911），罗振玉主持创《国学丛刊》于北京，刊布王国维、缪荃孙、张澍、陈玉澍等人文章。其内容统包四部，而皆为有用之学。
　　进入民国时代，类似期刊更是层出不穷。如刘揆一创办、郑如沅王式通主编的《中国学报》，倪义抱编辑的《国学杂志》，刘师培、黄侃主编的《国故》，陈钟凡、顾实主编的《国学丛刊》，上海国学研究社编辑的《国学汇编》，北京大学编辑的《国学季刊》，民国大学国学研究会编辑的《国学》《国学月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编的《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厦门国学专刊社编辑的《国学专刊》，胡蕴玉、陈乃干编辑的《国学》，北京述学社编辑的《国学月报》及《汇刊》，中国大学编辑的《国学丛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学会主办的《国学丛刊》，国学会主办的《国学商兑》和《国学论衡》，李廷玉主编的《国学》，中华国学院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国学通讯》，国学书院第一院编纂组主办的《国学丛刊》等等。其时间始自民国初年迄于民国三十几年，而多集中在20世纪二十年代，可见当时国学讨论之盛况与影响。这类杂志多则连续出版五六年，少则一二年，甚至仅出版四期，又可觇时局之艰难。事过境迁，昔日艰难时局中的讨论盛况已被尘封在东西南北图书馆僻静的角落里，鲜为人知。
　　上海书店出版社素以影印旧杂志、明清、民国经典名著而闻名于出版界，上一世纪所影印之《申报》《民国丛书》《道藏》《皇清经解》等早已藏遍各大公私图书馆。今有鉴于晚清民国国学学术杂志之希珍难觅，于是四处奔波搜集，配缺补漏，汇而影印，以飨学林。我以为这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与价值。
　　一、此类杂志出版时间已久，出版年月断续不定，出版地域南北暌隔，即使著名图书馆，也难以全部收藏。且其装帧形式有线装、有平装，各馆馆藏或存于线装古书之柜，或置于古旧杂志之列，颇不统一，难寻难检。今一编在手，检索不愁。
　　二、刊于晚清民国国学杂志上之名家学者，如龚自珍、李慈铭、王闿运、沈家本、罗振玉、王国维等已出文集、全集，却有更多学者尚未出版文集。即使已有文集行世者，亦大有可补之遗文。如陈衍自编《石遗室文集四编》，未收《亡儿声洎事略》，而《国学专刊》第一卷第一期收录。又日人藤田丰八连载于《国学丛刊》上的《岛夷志略校注》稿本，到一九四○年池内宏为其编辑二卷本遗着《东西交涉史研究》时，既未收入，也未附录。
　　三、当今国学热伴之以传统文化之弘扬，正方兴未艾，此类国学杂志之重印，正可供省视二十世纪初叶国学杂志编辑者意识中的国学范围，同时也可作为研究晚清民国学术史、杂志出版史之原始资料。
　　国学的范围内容深广无涯，我们的研究尽可从不同的视角作多棱面、多层次的思考，《晚清国学期刊辑丛》《民国国学期刊辑丛》之影印出版，将会给学界带来久违的民国学者的思想意识与学术风貌。
　　（《晚清国学期刊辑丛》（全12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1 月出版，定价：58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