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年底，黄灵庚先生撰著的180万字的《楚辞文献丛考》，经过6 年多的数次修改核校，终于正式出版面世。厚厚精装三大册，精彩的考证文字之间，穿插着精美的彩色书影，令人爱不释手。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编辑《楚辞文献丛刊》和《丛考》的种种经历，令人感慨难抑。
　　最早接触黄灵庚先生,源于参与责编他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丛刊》初名《楚辞珍稀文献丛刊》，由殷梦霞总编辑于2008年策划提出，几经辗转，最终确定邀请楚辞学专家黄灵庚等先生主编。2009年，出版社在搜集掌握了百余种基础文献的前提下，将该选题申报了当年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当时预计该项目的成书规模为精装16开30册。该项目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重视与支持，获得了10万元的补贴。随着编纂与研究工作的推进，主编黄灵庚先生更以“楚辞文献精萃汇刊与研究”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于2010年获准立项为当年重点项目。
　　2010 年3 月，《楚辞珍稀文献丛刊》（全30册）如期完成。恰在此时，我们得到消息，经主编黄灵庚先生多年联络、收藏于日本的近20种楚辞研究文献稿本终于获得收藏机构的使用许可。与此同时，经过出版社的长期努力，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内的一些收藏机构的重要楚辞学文献也陆续获得使用许可。众所周知，文献的收集整理，没有止境。但作为编者和出版者，我们有责任为学界和社会提供当下能得到的最全面、最系统的文献。正是基于这种对学术和社会负责的理念，出版社与编者共同决定，终止已完成30册《丛刊》的后续宣传营销工作，在已有百种文献的基础上，加入从海内外新收集到的一百余种重要而珍稀的楚辞文献，扩大规模，提高质量，重新编纂，不让楚辞文献的整理出版留下大的遗憾。
　　我于2012年7月调入古籍编辑室，在殷梦霞、邓咏秋两位老师指导下，具体接手《丛刊》的编辑任务。记得黄老师当面跟我交代，他已经将选入的每种文献进行了认真比勘，写出了100多万字的“述要”。我听了之后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遇到这样一套集影印珍稀版本和撰著详实考述文字为一体的选题，对于一个新编辑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事情；担心的是自己年轻识浅，驾驭这样一部大书，不知道将会遇到多少困难。
　　在随后的实际编辑工作中，黄老师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感动。为了提高丛刊的价值，让“述要”一一对应，他亲赴日本，通过已故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教授的帮助，拍摄回日本所藏的20种楚辞学文献稿本，使其成为一大亮点。即使在国内，征集每一种稀见版本，特别是名家批校本，都颇费周折，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如清彭遹孙批校冯绍祖观妙斋刻《楚辞章句》本、清颜锡名的抄本《屈子求志》、王国维批校洪兴祖《楚辞补注》清同治十一年（1873 年）刻本等，都是经过几番交涉、花费高额代价，最后才获得的。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实在难以尽说。又如清初郑武的寄梦堂《屈子离骚论文》，虽见录于书目，然而不知其藏于何处。黄老师多方搜寻，终于在江西省吉安市图书馆找到了它。黄老师如获至宝，兴奋不已。黄老师的态度和努力，促使我加快底本的收集工作和对每一篇述要的初步学习。
　　2014年，囊括海内外四十多家收藏机构的重要楚辞学文献200多种、全80册《楚辞文献丛刊》面世，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楚辞》类的丛书，是迄今文献最珍稀、品类最齐全、规模最宏大、编排较科学的楚辞文献丛书，独一无二。但这套丛刊的编辑工作并没有结束，《楚辞文献丛考》的稿件经过黄老师数次修改，全部交稿。一个人编校一部近200万字的书稿，其难度可想而知。幸好从样书室把丛刊全部借回，遇到疑惑，尽可能地核对原书，徐晨光、王哲、牛依云等几位年轻同事的无私帮助，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
　　《丛考》经过数年打磨，终于面世，与《丛刊》配为完璧。《丛考》是黄老师数十年研究《楚辞》重要文献的心得，是初涉《楚辞》文献研究的入门引导之作，也是研究《楚辞》注本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为了让黄灵庚先生悉心比勘、详加考证、别白是非的考述更加形象，也让更多读者见到所考证每种《楚辞》文献的原貌，我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把每种文献最具特点的页面，尽可能配上原图。有些在《丛刊》没有收到的文献，专门找相关收藏机构，获取了所需的彩色页面，实在找不到彩图的，便插入灰度图片，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这大概是我责编该书过程中除了核校文字之外，最为用心之处，期间很多收藏机构的师友，给予默默的帮助，为《丛考》的“精彩”增添了分量。通过数次阅读和编校，我对《丛考》的内容和价值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今简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首先，《丛考》的特色是“深”。每一篇考述，从作者介绍，到著作的底本来源、注释的因承等，都能够详实地考证、评述，并且辨别是非，有真知灼见，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点对《楚辞》研究者尤其对初步涉入《楚辞》和楚辞学研究的读者来说，具有指引门径、导夫先路的重要价值。
　　其次，《丛考》在“章句”、“补注”、“文选”及“集注”四大系列之前，均有“总论”，详述其版本源渊、结构及其优劣。对《章句》明正德以下11个明清刻本，逐字、逐篇、逐本对勘，指出虽同一祖本，而各有差别，并列出了近1000 多条异文。通过不厌其烦地罗列异文，指出造成歧异的原因，或者据洪氏《补注》本改，或者据《文选》本改，或者据朱子《集注》改。其列举大量事例，清理其间先后因袭的轨迹，使学者不至于执于一偏。在《丛考》一书中的每一篇中都有这种极为详审、精细的考证，无一例外。
　　第三，从文献考证角度而言，《丛考》做到了极致。黄老师对于明、清以后的130余种《楚辞》注本，稽考作者的著书动因、底本出处、注释承传、是非得失及其文献价值所在，都一一系统评述。无论从宏观，抑或微观，实事求是，客观公允。且对前贤疏误，多所驳正。如，对明人汪瑗《楚辞集解》的评价，肯定其超越前代的成绩。训释《离骚》“败绩”为“车覆”，“康娱”是并列复合词，而非太康之类，均属汪氏前所未有的创获。指出后人将此类创新，委属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是不公正的。又如清代黄恩彤人品低下，鸦片战争时期，曾充当给英夷引路的角色，是近代史上为人不齿的汉奸。而他所作的《离骚分段约说》，能紧密结合司马迁《屈原列传》，划分《离骚》十七段，阐发屈原意旨，别具一格，饶有新意。尤其对“求帝”、“求女”二节的解释，一归之于“国无人”，使一篇前后呼应，浑然成为一体，让人耳目一新。则不可因其人而废其说，故而破例收录其书，并作实事求是的评议。 对于戴震这样的大家、《屈原赋注》这样的名著，发现其有不端行为，抄袭赵一清《离骚札记》稿本，言之凿凿，铁证如山。《丛考》逐条予以正本清源，免得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还学术与历史的真面貌，为时下纠正不良学术风气，也起到警示或者借鉴作用。
　　（《楚辞文献丛考》（全3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12 月出版，定价：9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