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儒阮元曾云：“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由其可见中国古代学者潜心本旨，不为虚浮孤陋所误的治学风气。阮元重新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作了详细的《校勘记》，其求圣贤经传本源之心及有补于后学之愿，昭昭乎若揭日月。

　　中国古代的这种学术理念，在受中国文化浸淫甚深的日本亦得以发扬光大。近代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吉川幸次郎如是慨叹：“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他与仓石武四郎等“京都学人”，花费巨大时力完成的皇皇巨著《尚书正义定本》，正是博学笃行，视“注疏”为经学根柢治经思想的显著标志。

　　刘起釪先生曾指出：“（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其主要功力和重点，仍在对《尚书》本书的注解和译读。”有关《尚书》注疏的著作多达十余部。对《尚书正义》之整理研究亦为勤劬。《尚书正义定本》出版于昭和十四年（岩波书店，1939 年），八册，二十卷“定本”，二十卷“校勘记”。编者为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持者为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该书汇集中、日、法、德四国所藏古本（分“单经本”、“经传本”、“单疏本”、“经注疏本”、“经注疏附释音本”、“近儒校注本”六类计三十七种《尚书》注疏文献），以“征引惟博”的校勘原则，索隐稽微，拾遗补阙，求是存疑，正本清源，遂为日本20 世纪《尚书正义》整理之定本。其校勘之全面，订正之细密甚或版面之疏朗，皆为学林所重。

　　唐宋时期实乃经学发展之重要时期，非惟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之变化，亦为其时实是经学著作的定型时期。以《尚书》为例，从多本到一本，从今文古文到伪古文一统，《尚书正义》正是定型时期的官方定本。《尚书正义定本》非惟日本学者整理《尚书正义》的优秀成果，亦为《尚书》在日本的深度推广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其本身亦超越文献学经学层面的意义，展示出近代日本《尚书》学研究的某些学术特点，甚而可以说是日本古典学学术研究派别与趋势的风向标。

　　其一，《尚书正义定本》为《尚书》的文句、版本等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由于《尚书正义定本》用以校勘的文献众多，《校勘记》细致严密，因此对研究《尚书》的文字及其训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顾颉刚先生的长篇论文《〈尚书 · 大诰〉今译》中即多次使用到该书的内容（顾先生简称为《日本定本》)。又例如，《尚书正义 · 康诰》孔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句，历来语义不明，国内学者拟测颇多。卢文弨云：“‘所’疑当作‘此’”，‘而云’二字疑衍。”阮校则曰“‘而云’疑当作‘上云’”。《尚书正义定本》于此处的校勘语为“此句疑有讹，待考”，（《尚书正义定本校勘记》卷十三），婉转否定了卢、阮之解，虽然未作释解，但对仅熟悉国内《尚书正义》版本的学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提示作用。再例如，《定本》的《校勘记》因其精良，已不纯粹是校勘学意义上的材料。《校勘记》中频有“内野本、神宫本无‘某’字，清原宣贤手钞本亦无”、“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有之也，‘某’钞本无之也”等校勘语，这里所列的诸本均是日本所传古钞经传本，一些文本可能溯源到隶古定《尚书》。这些校勘在校勘出各版本之间文字异同的同时，也将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家族的或时代的）或隐或显地表现了出来，成为研究《尚书》在东土流传的史实材料。

　　其二，《尚书正义定本》反映出近代日本学术的区域差异。

　　日本于1929 年和1933 年先后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学) 和东京研究所（东京大学）两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两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京都大学一方保持创设初始宗旨，关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而东京大学一方，则渐次转向于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至1938 年，两所分离，东京以“东方文化学院”为名，京都则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下设“经学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考古学”等六个研究室。《尚书正义定本》由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经学文学”研究室负责完成，出版时间是两所分离的第二年，是日本“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学术理解与学术旨趣方面显示出差异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三，《尚书正义定本》显示出近代日本汉学的成功转型。

　　日本汉学原本与治国思想关系密切，甚而可说古代日本汉学是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研究而存在的。但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思潮使古代日本汉学发生重大转向：对中国的研究不再以追随或趋同为旨归，取而代之的是学术“理性”和“实证”的导向。其时，日本汉学已与过去全然不同，实质性地成为一种对“外族文化”的学术性研究。“东洋学”或“支那学”这类名称的出现，反映出这种转型的诉求。1939 年出版《尚书正义定本》，一定不是为“教化”，而是为“展现”： 从理性的角度，通过实证（数十个版本的校勘）“展现”邻国的儒学文化。因此，《尚书正义定本》是日本传统汉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化转型取得成功的诸多成果之一。

　　《尚书正义定本》之学术价值并非仅仅如上所述。日本当代著名经学家野间文史教授曾经指出： 大陆和台湾校刊的《十三经注疏》对于“阮元以还的研究成果几乎全未涉猎”，“皆未利用吉川幸次郎的《尚书正义定本》”，当为憾事。除了《尚书正义定本》以外，值得留意的是吉川幸次郎还编刊了《读尚书注疏记》，直接是对日语翻译版《尚书正义》的校勘记，实际上也是《尚书正义定本》的校勘记（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1卷)，野间文史先生认为“比《尚书正义定本》附载的《校勘记》更为详细”。随着《尚书正义定本》在国内的正式出版，以及相关文献的渐次付梓，《尚书正义定本》之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势将不断凸显。由是，凤凰出版社慧眼识珠之智，嘉惠学林之心，着实令人敬佩与褒赞。

　　《尚书正义定本》其功其用自不待言，收笔之时，篇外诚欲感喟的是，《尚书正义定本》显示出来的孜孜以求真训实诂的精神，抛却偏见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恐怕也是吾辈学人自省思齐的暮鼓晨钟。

　　（《尚书正义定本》（全3 册），凤凰出版社2016 年12 月出版，定价： 4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