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近代余绍宋著。是书著录自东汉至近代凡八百八十四种书画类书籍，是我国第一部书画类著作的提要目录，对研究我国古代书画类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林志钧为之序云：“不读《书画书录解题》，不可以论中国艺术。”可谓知言。

　　《书画书录解题》一书为余绍宋先生奠定了在中国书画典籍目录学中的重要地位。此书所收中国古代书画论著十分宏富，对收录之书考订详尽、评论精辟，为后人研究书画著录必读之书。余绍宋先生平日读书，每书必做解题，《书画书录解题》的成书便得益于此。而且在著录此书时，余绍宋先生亦倾注了他对纠正书画领域学术弊端的良苦用心，他在和黄宾虹先生的通信中说道：“近来画家肯读书者甚鲜，遂使高尚学术沦为手工技艺，良堪嗟叹！弟前所作《画法要录》及《书画书录解题》两书，正欲借以拯其失。”《书画书录解题》开创了书画典籍系统著录的先河，林志钧先生在《书画书录解题序》中说“盖自《七略》、《别录》以来，目录学至有清一代而极盛，而书画书籍之专目及解题则以越园为首创，是可以不朽矣”，洵非虚誉。是书分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大类，并列未见一类于其后，以待续补。遇到两可之作亦审慎考察其缘由，足见其治学之严谨。对于每一书的归类，余绍宋先生皆详加辨析，从不草草为之；对书之内容、得失等均有评价叙述。正文前所作序例对成书过程、体例、分类及著录方法一一帮助，甚为明朗。开创之功而外，《书画书录解题》一书集中体现了余绍宋先生对于书画文献价值之思考，其大端在笔者看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以史学眼光考察书画典籍，从文体角度揭橥艺术文献之价值。如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一书，起首即誉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良之书”，论其史法，则标举其七端，以为“各传中所叙行实非关绘画者不载，甚得体要”，“以时代为次，仍用类族为传之法，不失史氏世家遗意”，“隋以前诸传俱注所出而多以己意撰述，既足征信仍不失为一家言”，“征引他家品评而时出断制，非同辑录”，“用正史之例，画家论著详载传中，如顾长康、宗炳、王微诸传，遗文坠简，赖之以存”，“蒋少游、韩幹诸传用夹叙夹议之法，使行文不板滞”，“间作论赞，亦史法所不废者，如戴颙、王微、阎立本诸传，所论皆有精思”。中国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余氏深知史法，而以史家之眼光审视《历代名画记》，更点出“画史之有是书，犹之正史之有《史记》，《图画见闻志》继之略有逊色，亦犹班氏继司马氏之书，有所弗逮也”。以《历代名画记》比附《史记》，使世人眼中之小道意义得以凸显出来，余氏于书画文献之用心亦可见一斑。

　　第二，重视书画典籍对于艺术实践之影响，更加推崇从实践中所体会玩味而出之理论。传统书画艺术多有秘传心法之言，余氏对此则颇不以为然，其评述龚贤《画诀》云：“自来画家每喜秘其心得，即有论述，亦必陈义甚高，不屑为初学指示门径，半千独破此习，不惜以金针相度，弥足钦矣！”论《竹谱》云：“独此谱于画法言之至为详尽，乃至黏帧、矾绢、调色、和墨之法亦靡不备，洵足为学写竹者之津梁。”纵览《书画书录解题》，多有“颇得心得”之评价，而其表彰实践之作更多，在在体现出余氏于学理之外对于书画艺术本身的关注，如非自有书画经验之心得，当难以有所发挥。其论《芥子园画谱》，以为是书“历来论画之书多不称述，著录家亦无及之者，即《画徵录》、《画史汇传》诸书俱不言概曾辑此谱，此因我国学人往往喜骛高深玄妙之理论，不屑为浅近明显之书已成锢习，不仅画学一端为然，故如此佳书人咸淡焉视之，甚且鄙夷以为不足道，实则其初习时未尝不乞灵于此编，得鱼忘筌，岂通人所宜出此？余故为表而出之”。可见余氏用心所在。

　　第三，秉持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理念，解题论述一以学术之心评判，不以著作成书时代先后、作者名气大小为断，所论皆有理据。如论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一书，以为“惟此编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具在，虽其中不无可议，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余于吾国画学画事时有论著，颇欲汇集之为《中国绘画通史》一书，今得是编可以搁笔，但有数端欲贡献于郑君者”。其推奖同侪之风范可见！而于是书之不足，亦不为之讳言，明确指出该书有七个问题：史料、评论不作区别；多用日本人翻译之名词；历代画史用力不均；搜列画迹不备；画家立传无准则；所录论画著作不备；附录列表不当。所论或见仁见智，但以学术为公器，共同推进书画学理研究之用心则表露无遗。另于邓氏《美术丛书》，既称赞为“诚为言书画者不可不备”，又提出八个问题以便邓氏加以商榷，前辈学人研求之精，学思之诚，足资吾辈学习。

　　以上所论，不过是笔者在整理该书过程中一些粗浅的认知，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以便促进对余氏及《书画书录解题》一书更进一步的研究。

　　（《书画书录解题》（全3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