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生为了达到他们通经致用的目的，对汉唐经学体系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他们主要采取两种办法来突破汉学的藩篱，以构建宋学：一是着重从义理的角度对五经重新阐释；一是在五经之外，创造性地构建了四书的新体系。所谓“四书”，就是《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再加上《论语》《孟子》两部书。宋儒认为，四书是研究五经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四书特别留意。据顾宏义先生考证，宋代就有四书类著作783部。其中，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四书的经典地位。元代延祐时，朝廷将《四书章句集注》勒为功令，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自此以后，四书成为士子的必读书，而四书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明代的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就已经开始将四书单列一类。

　　到了民国时期，狂飙突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上东邻日本因学习西方文化而崛起，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变法图强，开启民智。而这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因之受到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虽然这个冲击是前所未有，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为往圣而继绝学，保存国粹，延续文脉。四书学领域也是如此，有诸多著作出版，学术上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著名出版家沈知方约请蒋伯潜注解的一部《四书》读本，就是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

　　绍兴人沈知方在上海先后与人合作创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一手创办世界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败者不知凡几”，“无不立业于艰困之际，成功于奋勤之中”。（沈知方《四书新解·刊行序》）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上这份独特的生活经历，令他“回味《四书》中一二语，遂觉无不深中肯綮，可见圣贤救世之心，发为言论，垂训万古，非无故也”（沈知方《四书新解·刊行序》），因此，他请同乡王缁尘为他讲授《四书》，王缁尘“即理而求其证，即事而为之喻，理或深入，言则浅出”（沈知方《广解四书读本序》），沈知方遂将其中的《论语》部分先行出版。之后，又请胡行之校订《大学》部分、蔡丏因《中庸》部分、董文校订《论语》部分、朱剑芒和胡山源校订《孟子》部分，汇成《广解四书读本》，共5册，“以白话为解释，以近事为譬喻，深入浅出，如文以释，如理以解”，可以“活读之而活用之”。该书于193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影响颇广，所以当年就一版再版。1938年，蒋伯潜因国难而避居沪上，沈知方又以请他修订此书。其时，“无故籍可资参考，仅就平时记忆所及，采汉宋诸家之说，绎述朱注，间亦为之补正”，又请蔡冠洛“为之校阅补苴”。（蒋伯潜《四书新解·蒋序》）因蒋氏用语体文撰写，故而称《语译广解四书读本》，于1941年由启明书局出版。而彼时，沈知方已下世两年了。

　　蒋伯潜注解的这部《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共7册，其中《大学》《中庸》1册、《论语》2册、《孟子》3册、《分类四书》1册。此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蓝本，注意吸收历代注释中可取之处，对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加以辨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用浅显直白的语言揭示出《四书》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深切于人伦日用。吕思勉为本书题字，认为本书“足为后学津梁，即曾经熟诵者，亦资印证”，准确地揭示了本书的学术特色和价值。

　　近几年来，颇有学者注意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几家出版社或重新整理，或影印出版，以满足学界和社会的需要。然而，已经出版的几种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足之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改以《四书新解》之名，用简体字出版，可以满足不同群体读者的需求。同时，删去了原书天头所附的《四书章句集注》和末尾的《分类四书》，并对原版错讹加以订正，可谓后出转精。

　　（《四书新解》（全2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3月出版，定价：7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