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曾于北平书肆中获见照旷阁钞本《孟子私淑录》三卷，题休宁戴震撰，以为可宝。后特撰《记钞本戴东原孟子私淑录》一文并录此书，刊于《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创刊号，以为此书作于《绪言》之后，《孟子字义疏证》之前，为前者之删并本，当乾隆四十一年左右。由于此书前此未见流通，钱氏首先披露于世，作为考察戴震“晚年学思精进转变之迹”之重要凭藉，此书遂为人所重。

　　东原为有清朴学巨擘，世人多推重其考据功深，然其曾谓：“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则其所自视者，犹在于义理之学也，故又有“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之说。《疏证》以情欲言理，驳宋儒天理、人欲之说，而痛心于“在上者以理杀人”之为祸，实为清世针砭程朱理学末流、振聋发聩之作。

　　而《疏证》之成，其来有绪。先有《原善》，后有《绪言》，及此《孟子私淑录》，皆为究心义理之作。然诸书成书次第，及东原思想演进之迹，则聚讼纷纭，讫无定论。《孟子私淑录》作于何时，讨论亦多。除上述钱氏之说外，学者多以为作于《绪言》之前。至于具体年代，或语言不详，或以为在乾隆三十一年，或以为在乾隆三十四年，虽意见不同，大体则均视作东原晚岁所撰。

　　检公私所藏，今所知此书钞本有如下数种： 一、 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二种，一为朱丝栏钞本，一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朱文印；三、 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四、 近人潘重规旧藏本，有胡适跋，今归韦力芷兰斋；五、 即钱穆曾见之清张海鹏照旷阁钞本，今藏北京师范大学。以上诸本，除国图藏朱丝栏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外，其余各本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惜乎各本均无任何可供考索钞写时间之证据。

　　然就版本目录之学而论，晚清以来于此书则有著录。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一著录此书，云“休宁戴震撰。问答体，曲阜孔氏散出书。卷面题字‘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三行”。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云“旧写本。书衣有‘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朱书三行。江阴缪氏遗书，壬戌沪市见”。就此而观，知有此书乾隆十六年钞本，旧藏曲阜孔府，后先后归缪荃孙、傅增湘。惜此本惟见于藏书家著录，世人未睹其真面目也。

　　近上海人民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了上海博古斋提供的此书旧钞本一函一册。此本外包黄绫书衣，封面有朱笔题“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三行十三字。卷首有“云轮阁”、“荃孙”、“藏园”、“沅叔”、“延年藏书”朱文印各一，又“傅增湘印”白文印一。可知此正缪艺风、傅沅叔所见之孔府旧钞本也。此本历名家宝藏，流传有绪，幸得播布于世，足称珍贵。

　　传世《孟子私淑录》诸钞本中，惟此孔府本记有传钞时间。以乾隆十六年为下限，可知戴氏撰著此书必早于此时。按乾隆十六年，戴氏年二十九，方补休宁县学生。其时虽已成《考工记图注》、《尔雅文字考》等书，精研历算、文字之学，然次年方从学江永。得此钞本年代，此前关于戴氏《绪言》、《疏证》及此书成书先后之纷争，可得明确结论。从此书撰著之年代，又可知戴氏攻驳程朱之学，早有著述，而非日后发生之学术转变；于戴氏生平学术思想之变迁，或有新解。

　　此孔府本文字间有讹误者，如《易》“天地山泽”，误作“天地山川”，而诸本皆不误，则诸本所据或较此孔府本晚出（戴氏原本自此钞本后有所修订，故他本皆得正之）。又此孔府本书首二叶，间有朱笔圈点，又有朱笔改正三处。如“岂性之名果有二哉”，“哉”改作“欤”；“问何为天道”，“何为”改作“何谓”；“于行尤进”，“进”改作“近”。取校诸本文字，皆从改定者，可为此本早于诸本之一证。就字迹而言，此本从首至尾皆工工整整，无半笔潦草，几无因钞写不精而致误之处，亦可称难得。

　　新材料之面世，往往可以促进相关之学术研究。而古籍中前所未见之新版本，亦可谓新材料之一。相信此孔府旧藏本《孟子私淑录》的影印出版，对研究东原学术必将有所裨益。（《孟子私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10 月出版，定价： 4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