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以来，本朝诗选就一直是诗家和书坊热衷于编纂的出版物，姚佺《诗源》、邓汉仪《诗观》、陶煊与张璨《国朝诗的》、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王昶《湖海诗传》、符葆森《国朝诗正雅集》分别是代表清初到清中叶诗坛评价的几部重要诗歌选集，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则是继王昶、符德森二选之后收录道光朝以降诗歌作品的一部大型选集。

　　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号郑斋。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今名，晚号铸翁、味辛老人、诗史阁主人。江苏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嘉庆间名诗人孙原湘裔孙。早年从黄元同习《礼记》，治汉学。后受业于乡前辈翁同龢，兼为理文案。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二十八年（1902)任吏部主事，转任北洋客籍学堂监督，宣统二年（1910）任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度曾任清史馆协修与北京大学史学讲师。工诗擅骈文，能考据。嗜书成癖，其眉韵楼收藏图书十万余卷。著述甚富，尤其留意近代文献，著有《名人生日表》、《郑斋汉学文编》、《郑斋类稿》、《师郑堂骈体文存》、《眉韵楼诗》、《眉韵楼诗话》、《诗史阁诗话》，辑有《同光骈文正轨》、《旧京文存》、《瓶社诗咏》等。

　　孙雄夙有承王昶《湖海诗传》余绪，编纂道光以来诗歌的抱负，自榜其书斋曰诗史阁，“固以民国以来诗史第一人自诩者也”。初拟书名为《道咸以来所见诗》，后改名《道咸同光诗史一斑录》，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以油印本发行，拟编三十编。《一斑录》从十七编开始征稿，自称是长编的体例，未为定本。后改为四集，每集八卷，于宣统二年（1910）重新雕版行世，书名定为《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刊资得到张之洞、周玉山、陈筱石资助，陈又倡议僚友各任股款，为傅增湘、刘锦藻、冯汝桓、严震等所回应。

　　甲集前有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陈衍署签及同时所撰《拟刊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预约集股略例》，称“《诗史》甲集稿现已编排粗定”，刊成已是翌年正月。乙集前有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自序，称至秋间刊成十之七八，八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只得就已成稿编成一帙。前附孙氏三次教育会议发言稿，又有是秋陈夔龙序、六月陈衍序。据孙雄的计划，未刊稿拟时局稍定再续锓为丙丁各集，自序曰：“嘉庆以前诗稿别辑为书，异日合成大清诗史，故顺康雍乾嘉五朝诗稿亦祈赐寄。”但随后世局益棼，此种风雅事业遂难乎为继。

　　孙雄此编名为诗史，其实是诗歌总集，“诗史”只不过因袭唐人称赞杜诗的说法，强调其纪事特征。乙集陈衍序引孙雄语曰：“外人每讥吾国无史学，所有历史史料而已。吾所录无以名之，姑名诗史，亦史料而已。以为史则去取必严，以为史料则去取之不严，留以待后人之去取可也。”值其世变方剧，文献存亡之际，史料自然以珍稀者为贵。所以陈衍说：“凡人之情，物之难得者，乃觉可贵。一友朋也，日夕往还，淡然视之；千里契阔，则悄然以思矣。一文字也，其人生存，虽至佳亦寻常置之；一旦化为异物，则爱护有加焉。诗纪事之体，例在网罗散佚，搜集前人评品，多成于异代之手，故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国朝厉鹗撰《宋诗纪事》，郭元釪《全金诗》中有《金诗纪事》，周春有《辽诗话》，亦其变体也。其义既以事存诗，以人存诗，故与唐人选唐诗《箧中》、《极玄》、《中兴间气》、《河岳英灵》诸集必其诗之中选者不同，所谓物以难得为可贵也。”他因此只纂辽、金、元诗纪事，而不编本朝诗纪事(有《近代诗钞》，实有所然。）不过，如果没有晚近史料的有意识保存，又何来后代珍稀史料的流传呢？孙雄自觉辑存近代诗歌史料的意识和苦心无疑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

　　《四朝诗史》既然意在保全道光以来诗史源流，所以选诗之外，很重视诗歌史料的辑录，原拟各家姓氏爵里后均采诗序诗话，以资考证，但实际上并不完整，倒是遴选的诗家大体囊括道光以来诗坛名家，足以考见诗坛大局。甲集卷首例列君主宗室，但无光绪帝之作。卷六迄袁克文止，卷七收录当时的女诗人，包括萧道管、曾懿、吴芝瑛等，卷八为释成果、敬安及越南裴文禩、朝鲜金荣泽；乙集前六卷士人，卷七闺秀吕碧城等十二人，卷八仅收释达宣、越南陈桂山两人。

　　据目录所列，各家收诗多一二首，选三首以上的仅卷二何绍基、孙鼎臣各三首，魏源四首；卷三蒋庆第、冯端本、严辰、严鈖、蒋廷皋、周腾虎各三首，王闿运、翁同龢各四首；卷四吴重憙、张之洞、张英麟、王诩、谭宗浚、延清各三首，陈宝琛四首；卷五黄遵宪、严震、郑孝胥、陈衍、江峰青、宋育仁、张元奇、王铁珊、徐兆玮、缪萼联各三首，易顺鼎、樊增祥、何乃莹、沈瑜庆、陈夔龙各四首；卷六言有章、陈昭常、吕承瀚、张其淦、王守恂、陈士芑、三多、缪锺渭各三首，冒广生四首。选五首的仅卷五陈三立一人，这似乎体现了编者的评价。但实际授梓时，凡名家刊有专集的，又取以增益，因此原列目录与实际所收数量相差很远。即便如此，增补似保持了原目的比例，如陈三立选了二十八首，仍是最多的。乙集的情形相同，目录所列与实际收录诗篇数量也不相符。

　　尽管孙雄于乙集自序谦称“甲乙两集虽草草告成，实未能惬心贵当，既殊渔洋《感旧》之恉，又逊迦陵《箧衍》之精，欲附元氏《中州》之编，敢侪东涧《列朝》之集”。此书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正如陈夔龙序所言，“不独存数十载士大夫骚人墨客闺秀方外之謦咳，而政教典礼风俗名物之繁赜，并因以散见其略”。首先，书中采录大量的感时纪事之作，如张维屏《三将军歌》、朱琦《纪闻八首》、叶廷琯《避兵沪渎之华泾两月冬初由泖湖归吴门》、周士清《吴市焚》及《姑苏陷》、严鈖《吴淞口吊陈忠湣公》、江有兰《合肥李宫保复苏城赋此以献》、陶方琦《感事》、冯汝桓《甲午感事》及《庚子感事》、陈夔龙《庚子秋与亭秋主人同处危城颇资共济辛丑八月大局底定忽忆莼鲈作此留之》、张其淦《乙巳辽东感事诗》、周绍昌《庚子都门纪事》、邓方《崖山行》、蒋超伯《庚申六月偶作》、胡念修《两宫西幸关中诏移转运局于夏口用莒生韵》、张云锦《苏澳从军七首》，有关庚子之变的作品尤夥。有些诗作记录了极为具体的历史场景，如曾广钧《督队抵双台子是日见湘豫溃兵四五万人焚劫为食余策马弹压诸军始能收队》、段绍印《癸亥十月初九日寇陷盩厓县城纪愤》、陈宝廉《初七至太平驿中途见流民扶老携幼且走且哭心甚恻然感赋鸿雁来乐府一篇》等。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刘含芳《日本兵破威海卫将逼烟台誓以死守口占一绝示内子》这样的壮烈篇章，也有国耻的记录，比如陈曾《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公园散步用黄公度东京不忍池晚游韵十五首》之一：“湘淮暮气汉宫蝉，一战台澎大海烟。逃将旌旗游就馆，供人戏侮自年年。”自注：“公园有游就馆，贮所得之战利品，有吾国刘魏叶诸帅旗在焉。”

　　至于传统题材的作品，也都沾染特有的时代色彩。像送别类的吴士鉴《送孙魏若京卿宝琦奉使德意志》、《送饶敬伯工部孟任游学英伦》、黄璟《郭筠仙少宗伯出使英国同舟至上海招饮赋呈》、《刘云荪京卿出使英国上海相见感旧有作》，游览类的何藻翔《槟榔署江干晚步》、《印度河口》、《自大吉岭入哲孟雄境》、《唐纳山口望诸莫拉利雪山诸峰》，留下近代以来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

　　而作为近代“诗史一斑录”，此编当然也保存了一定的诗歌史料，陈曾《读近人诗三十首》（录九）、金葆祯《北雅楼论诗新咏一百首》（录二十三）两家论诗的诗篇，无疑是近代诗歌批评的珍贵资料。卷六选的王国维诗一首，则让我们看到这位现代学术大师早年的诗歌写作也曾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不可否认，孙雄此编也沿袭前人编总集标榜风流的习气，收入不少题咏、投赠之作，如甲集卷六所选潘飞声诗，便包含《题师郑先生诗史阁图》、《袁瞿园吏部招饮重晤师郑先生赋诗呈正》、《师郑先生出示吕眉生女士辽东小草读竟即用小草中书素兰集韵奉题》三题。固然，孙雄辑《四朝诗史》当时确为诗坛所瞩目，林琴南为画《诗史阁图》，名流题咏甚众，都载于《眉韵楼诗话》卷七，又取一部分列于《四朝诗史》卷端，作为题词。甲集卷五冯汝桓《题孙师郑铨部选辑诗史十斑录初编后》云“拂水风流二百年，箧中诗本继唐贤”，甚至将他与钱谦益辑《历朝诗集》和唐人选唐诗相提并论，自注称“君负伟抱，有澄清宇宙、整齐风教之思”，但都不能掩饰书中随处可见的自我标榜色彩。所以，孙雄的为人和著述，在目空一切的林庚白笔下，便显得很无足道：“客籍学堂校长孙雄，生平好附庸风雅，略能为骈体文，于诗词皆门外汉，而谬操《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之选政，盖藉以进身于豪贵也。”孙雄的乡人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更斥其为“文人之无耻者也”，讥诮他“尝纂《诗史》，乃藉以宣上德，并表扬达官贵人，故诗史成而雄之月俸以增”。无论是否形于言词，当时持类似评价的人相信是有一定数量的。今天我们怎么看，就有待读者们自己权衡了。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定价：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