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上期头版本报刊登了赵昌平先生的《花烂映发 触处生春》一文，全面介绍了马茂元《唐诗选》的价值和意义。这期我们继续刊登赵先生的《玉尺量才 金针度人》，介绍再版的《唐诗选》具体都修订了哪些内容以及其唐诗文本研究的核心思想在哪里……
　　
　　《唐诗选》初版本在当时的巨大成功，并未使先生满足，事实上，他一直在反思着这部选本的得失。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先生命我协助修订这部选集时，其主体工作已大抵完成，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东西：一是先生手自圈阅的《全唐诗》，其中朱红的○、○○、○○○，载录了先生三复这部浩繁总集的心得；二是一大包修订资料，有先生自己博收旁取所积累的，也有各地热心读者寄来的，记得先生曾特意检出两位乡村中学教师的来信说：“意见很好，要吸纳进去。”尽管先生当时已是唐诗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之一。
　　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 1）对入选诗人与具体篇目的调整：在总数五百余篇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修订本所调整的篇目约占35%，家数亦有所增删。增收的主要是一些在诗史上有一定地位，却为人们长期忽视的中小诗人的代表作。对大诗人的作品，则依突出其主体风格与诗史意义的原则作了增删。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保持了相当的比重，尤其是反映一时风尚及与乐府民歌渊源深切的优秀篇章，因为这一部分，事实上也是唐诗史上不容忽视的精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有根基、有良知的研究者对研究工作的态度。当一种新思潮涌来之时，他会有所吸纳，甚至可能有所偏颇，但这种吸纳绝非趋附，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根底与个性，不会放弃自己积年心力形成的对研究对象的根本理解。而一旦当这种思潮为世俗诟病而另一种新思潮涌来时，他也决不会随风变向，轻易否定前一次业经消化而丰富了其研究个性的营养，而只是冷静地比较反思，作出以我为主的判断，去其偏颇，存其精粹，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那后起的新思潮。这一存本纳新的过程，既有总体的稳定性，又非一成不变。修订本《唐诗选》的五百多首选篇，应视作先生在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唐诗演进史的看法。如果先生能生活到今天，相信这篇目仍会有一定幅度的调整。篇目调整工作，先生交我协助修订时，记得已完成了四百余篇，并已写成文稿。最后近百篇，由我提出，经先生推敲确认，往往权衡再三，反复论议，最后由我写成，先生改定。回想起来，这与其说是我在协助先生修订，毋宁说是先生为我作“硕士后”的教导。
　　（2）诗人小传的修订与增写：从一九六四年起，先生就开始作撰写《唐诗史》的准备，而对诗人行事的系统考订，是其中的基础工作。至“文革”前夕，先生已积累了数十万言文稿，可惜为“造反派”抄没，劫后余烬的是留存在《晚照楼论文集》中的数十则。主要是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先生对《唐诗选》中的大部分小传作了修订与增写。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唐诗学界考订成果集中地大量涌现，病中的先生命我尽可能地吸取新的成果，对他的成稿作审订，并放手让我增写了若干后补入的诗人小传。此后，我曾担任《诗学大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委与唐诗部分撰稿人，较广泛地吸纳了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有关考订成果。这次修订本发稿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挚友丁如明兄作了比勘，将有关的新成果，再次补订入文稿之中。
　　（3）注释的补订：这部分工作，也主要由先生亲自完成。我应命通读已成的文稿并作了些补苴的工作，后补的约百篇注释，虽由我执笔，但也经先生过目改定。注释，是这部《唐诗选》极见功夫与特色的部分，除通常的释义外，先生每于全诗关节与疑难处作提挈点拨，有一语中的、通体透脱之妙，最能见出先生卓越的艺术感觉能力。
　　（ 4）增加了总评部分：初版本未有独立的评述。修订的过程中，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由我在每一选篇后加上总评。既与注释中随机生发的点评呼应，以显示全诗精要，也借此作前后左右的对照，以凸现演进之轨迹。所有的总评，都经先生审定认可，可以视作先生对我“硕士后”作业的辅导，使我得益匪浅。事实上，先生在《唐诗选》初版后的十余年中不仅在着手准备唐诗史的撰写，也在对唐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架构作缜密的思考。关于后一部分的成果，保留在《晚照楼论文集》有关篇章之中。其中有关诗人研究的篇章，显示了对文本的超卓的感觉能力与由感觉到识力的出众的分析能力。这是先生一切诗歌研究的基础。而在有关诗论的篇章中，先生历来对“通变”问题的心解得到了系统的阐发。同时，在《唐诗选》初版本前言中业已涉及的对诗人个性、心态的重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两点相辅相成，其实是他构想中的《唐诗史》的理论骨架。关于后者，先生在《论九歌》一文中有一段极好的分析。在列举历来有关《九歌》是忠君爱国之作的观点后，先生论述道：
　　其实《九歌》究竟是祭歌，有它实际的用途。它所描写的内容，受到它原来题材的限制，不可能与作者身世有直接关联，和《离骚》、《九章》是不同体制的。《九歌》格调的绮丽清新，玲珑透彻，集中地提炼了民间抒情短诗的优美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是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它所抽绎出来的坚贞高洁、缠绵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长期放逐中的现实心情的自然流露。
　　这段论述，已在本质上揭示了诗人心态对于诗体的虽非直接，却至关重要的影响，回答了当前古典诗歌理论界一个尤其关注的问题：诗歌的外部因素（时代文化、个人经历等因素）进入诗歌内部成为其艺术构成因素的中介是什么。《论九歌》中所表现的这一观点，其实也是先生唐诗文本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他有关“四杰”、杜甫、李商隐的研究中都有鲜明表现，当然也渗透在眼前这本修订版的《唐诗选》中。因此，虽然先生编撰《唐诗史》的宏愿不幸为“文革”摧毁，但这部《唐诗选》修订本，却已勾勒了前者的主线与主要构架，必将沾溉后来从事此一工作的人们。
　　（《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11月出版，定价：12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