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学者已通过大量文献记载，指出黄帝、尧、舜、禹等所谓上古圣王是神话中的人物，有些学者还运用神话学理论，对黄帝、尧、舜、禹等作了原型分析，如丁山先生以为尧是春神、舜是夏神，尧、舜禅让是春去夏来的寓言；顾颉刚先生、杨宽先生等论证禹是社神等。但由于时代的因素，上古史的这种神话学溯源研究似乎后继乏响，首先是因为上古神话的过早历史化，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作为历史人物的观念的深入人心；其次是这种研究的难度有以致之。上古神话的研究不仅需要坚实的神话学理论的支撑，还涉及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名物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甚至农学等，所涉学科之多，恐怕是其他研究课题难望其项背的；再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出疑古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人习惯于将神话、传说看成信史。但“走出疑古时代”论者所指涉的，与古史辨派、神话学派所证明的黄帝、尧、舜、禹等原是神话人物，似乎是两个层面上的事。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就批评过当时的新史学家“爱驰骋幻想，对于神话传说之被信史化了的也往往无批判地视为信史”。（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对上古史的研究，包括对上古神话的研究，带来的都将是不利的影响。

　　《社与上古神话》一书试图从“社”的角度，对上古“圣王”的神话与传说性质作些探源研究。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社”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试图从神话学角度对社进行阐释，这就是他的影响深远的有关“高媒”的研究，但闻一多的研究仅限于“社”与上古婚姻制度的关系，所涉社神话只有关于姜嫄的部分，其他则所论极少。后来有不少学者如凌纯声等对原始时代的社进行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或很少结合上古神话、传说进行。更多学者的社的研究限于秦汉以后的社。他们对社的早期形态，社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虽有涉及，但重点考察的是秦汉以后的社，所作的是属于历史学、考古学范畴的探究。关于社与一些圣王之间的神话学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我们似乎没有见到。叶舒宪关于明堂与神话关系的研究，别开生面，他将明堂与其他民族的“亚”字形等建筑进行的比较分析，对社与明堂的一致性的分析等，对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时代人们对太阳的崇拜留下深刻印象，但对社的创辟性质，却没有涉笔。

　　辽宁建平县红山文化牛河梁石冢、成都羊子山三级土台等上古“社坛”的发现，由于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与先秦古籍所载之“四方台”、“灵台”、“圜丘”的一致，为我们研究“社”与神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远古社的功能除了祭祀，更重要的是“测天”，即明时治历，此点常为研究者所忽视。通过设立“社坛”测天（含观测日月星辰及立表测影），使“天象大明”，这是上古时代一个无与伦比的大事，岂能不被我们的先民记忆流传，这种记忆流传的原始形态已不为人们所知，而历史化为上古圣人与黑暗、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据研究，《山海经》中“昆仑丘”具有的“四方”特征，与已发掘的原始社会的“社坛”的特点一致，这些“社坛”当是神话中“昆仑丘”的原型。黄帝、尧、舜、禹等都与昆仑丘有关，历法的完成意味着天地的开辟，混沌时代的结束，黄帝伐蚩尤故事乃是关乎昆仑丘的混沌开辟（治历明时）神话，但是它被历史掩蔽得太久了。上古的社承担着测天明时的职能，这样神奇的与天相通相连的对象被人们神化，围绕它产生很多神话、传说是可以理解的。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具有多种形态，如世界父母的创世、宇宙蛋的创世、最高创世主的创世、陆地潜水者的创世等，创世神话的形态虽有所不同，但又具有大体相同的结构与内涵，一般都是先叙述天地未开辟前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可表现为象征混沌的凶神、恶魔以及“原始初海”，也即洪水泛滥等），然后有神人或英雄或“世界父母”出现，这位或几位英雄或“世界父母”通过“世界山”、“通天树”或其他什么东西战胜象征混沌的凶神、恶魔，平息洪水肆虐带来的巨大危害，开天辟地，建立天地秩序，制定历法，使地平天成，然后创造万物等。通过比较，可以知道，这样的创世神话在中土亦存在，只是它们过早地历史化了。

　　书内对上古创世神话作了勾勒还原，其主要内容为：《山海经》的昆仑虚，“虚四方”，显然是人工建筑，应是原始的测天祭天坛，也就是社坛；“扶桑树”是测天的表木，“扶桑树”可以认为原是一棵“社树”，它与各民族神话中的“通天树”、“日月树”具有相同的品格；黄帝、尧、舜、禹等在《山海经》中原是“天帝”、“天神”、“社神”，并不具有人间圣王的品格；“建木”作为“众帝”上下之所蕴涵着它作为测天之“表”的特征；上古时代通过“社坛”治历明时，中国的开辟神话与此有关，尧、舜、禹等古圣王原来都是社神，上古时代社神也是天神地祇；《山海经》创世神话与祭礼仪式关系密切；黄帝、尧、舜、禹等与蚩尤、三苗、鲧等的斗争乃混沌开辟的历史化；蚩尤、三苗、鲧等乃混沌化身；《山海经》的神像为上古图像符号；后世的神怪小说中的“物怪”的原型为混沌化身等。

　　社是测天之所，也是祭祀的圣地，祭祀的仪式与时节的确定（如冬至、夏至等）往往是同时性的。仪式上的仪礼常被后人解读成“历史”，其他民族、国家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社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早的“社坛”可能就在坛上树表测影，周围养殖具有物候指时意义的动植物，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社坛设置了天文仪器。历法的制定与统治者的行政关系密切，社坛后来发展成所谓“明堂”，形成中国特有的“明堂月令制度”。

　　社的测天、祭祀等职能的执行者，古代称巫史、日官、太史等，围绕他们也生发出不少神话、传说，如关于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等。随着社的功能、职能的进一步扩大，如它后来成为土地、农业生产、刑法等的保护神之后，又产生了不少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甚至深刻影响到后来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

　　书中在对上古历史作神话学还原的时候，综合运用了多种神话学理论，对古代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作了较为细致、详尽的梳理与释读，包括对相关字源的考释，希望通过这种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论证，使结论更具解释力与说服力，如阐述伊尹“负鼎干汤”的蕴意时，从伊尹的名号入手，论证伊尹遇汤前的身份并非庖厨，而是上古“太史”一类人物；古史传说所称伊尹“负鼎干汤”之鼎，并非作为炊具的鼎，而是上古承载历法图像的图鼎；伊尹作为当时的一流人物，以他丰富的天文历法以及其他文化知识，得到商汤的赏识；伊尹负鼎干汤的传说可能源于《逸周书·王会》的“四方贡物图”；而《逸周书·王会》的“四方贡物图”可能源自《山海经》古图。从本质上说，伊尹传说关乎上古之“社”，是上古社文化的产物，这从伊尹的出生神话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

　　殷商武丁的“亮阴”，三年“不言”，与所谓的“三年之丧”无关，而关乎上古的“四方之祭”，喻指历法不明带来的施政困难；武丁寻找、任用傅说的传说是武丁时代通过“岳山”修历明时的喻指；傅说之在吴坂筑版之“吴坂”，或是指上古的“吴岳”；其原型是测天的“社丘”；“傅说据辰”的传说也说明这个故事关乎历法的修订。

　　殷周青铜器上饕餮纹的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是个谜团，它对上古青铜器，包括九鼎内涵极为重要的意义一直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与持续的研究兴趣。书中从上古文献中强调饕餮等“物”与《山海经》的关联，从混沌创世这个角度看饕餮，判定饕餮具有混沌凶神的性格，“九鼎”的概念关乎上古时代的天地开辟和历法的制定，很多难解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华夏民族曾被人们认为缺少神话，特别缺少创世神话，是书对创世神话较为完整形态的还原性揭示，说明华夏民族不仅不缺少神话，而且不缺少创世神话，可以一定程度改变人们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认识。华夏创世神话过早历史化，致使一些创世大神被当成氏族祖先和文化英雄来崇拜，神话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巨大影响被大大遮蔽。于是给华夏族的政治、文化包括哲学与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与深远的影响。

　　人间圣王乃天之子，他们从天而来，虽然他们已从创世大神转为世俗的文化英雄，但是天创也即天赋权力的意识已深入人心，于是人间圣王的权利就有了神圣性与合法性。后世君主自然乐意宣称自己是他们的后代，于是就有出于尧，出于舜，出于帝喾、颛顼、少昊、祝融等后世的各地区、各时代的君王。因为黄帝是中央之帝，地位还在尧、舜等之上，所以这些有时出于不同天帝的君王，又一起成了黄帝的后代。而“法天”，顺天时而行的月令制度也成了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形式。西方的政教可以分离而且必然会分离，因为他们的创世神话后来衍成对上帝的信仰，形成了他们的宗教；而我们的政教不可以分离也不可能分离，因为它们早就内在地合在一起了，政就是教，天子也本是上帝的化身。

　　创世大神历史化为人间圣王，这些圣王身上因此凝结着许多创世神与天的特质，即不同凡响的同于天的“仁德”，从此，人间的德与天之德就难解难分了。圣人成为人们向往的终极目标，孔子曾说：“圣与仁，则吾岂敢？”说不敢是谦虚，但想望之情，还是清楚地流露出来了。具有深长意味的是，孔子又常生“法天”的思想，“余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哉”！是否在孔子的潜意识中，圣人与天、与天道是同一的对象呢？宋明理学家讲的天即人、天道即人性，他们都声称继承的是孔学，我们很难加以否定。这种思想，或许是由对圣王身上太多的“天”的特性的领悟而来。创世神话“天”化为“人”，也即天人合一的那种曾经现实存在的源头活水，它怎么可能在人们的灵魂中永远消失呢！它一定会不绝如缕，历史记忆的深刻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华夏创世神话是我们的先人对“我是谁”、“我来自何方”的追问结果，“我是谁”、“我来自何方”也正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神话思维与哲学思维可以相通。由创世神话浸染的思维使人们保持一种对自然、人生的探求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众神光环的慢慢退失甚至退出祭坛，哲学思辨就会出现。这大概就是希腊神话最为发达，它的哲学也最为发达的原因吧。中国人的创世神话过早地历史化，客观上堵塞了人们通过神话式探究转入哲学思辨的途径，而当下的现实的人生安顿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目标，所以我们多人生哲学、伦理学而缺少深刻的思辨哲学，而当它的目光又投向“天”，像宋明理学家所做的那样，它的思辨性与深刻性就又体现出来了。华夏创世神话对上古政治、文化的影响，本书有所涉及但未及深入展开，希望今后可以进一步阐述。

　　（《社与上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