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是研究先秦史、古文字学、中国古代文明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材料，因此从古代的金石学著作到现在编纂的各类金文著录，一直是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的重要工具书。自北宋初期开始，以绘制图像和拓本（包括摹本）来著录有铭青铜器及铭文，就成为金石学研究的一项良好文化和学术传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合编、张天恩先生担任主编的大型金文著录——《陕西金文集成》（16册），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学术界以及出版界的大事。《陕西金文集成》按金文资料的出土地点、收藏地点、流转信息、尺码重量、形制纹饰、著录情况、释文等规范著录。每个器物附以高清的器物照片、铭文照片、拓片以及局部纹饰照片，是一部全面、崭新的金文著录，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必将对先秦史、秦汉史、古文字学、青铜器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作用。《陕西金文集成》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全面和新颖。

　　《陕西金文集成》的全面首先表现在器物的收录上。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周朝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秦汉时期则是衰变期，陕西作为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及王畿之地，见证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陕西以青铜器发现丰富而著称，更以铸铭铜器出土量大，铭文长和内容重要、丰富而为世瞩目。《陕西金文集成》全面、系统地收录了陕西境内出土的商周至三国时期的有铭文青铜器1970 多件，是目前所出版的有关陕西出土金文资料中收录器物数量最多的，也是陕西出土金文资料最为全面的著录。

　　《陕西金文集成》的全面还表现在所著录金文的时间范围上。本书所收录的金文上起商代，历经周、秦、汉及三国，上下长达约1500年。过去的陕西金文著录基本到秦为止，重视商周时期的金文资料，对汉以后的金文资料多不搜集，甚至忽视其价值，《陕西金文集成》的编纂一改过去这种习惯，对于汉以后的金文资料同样重视，并予以收录。数十年来陕西发现的两汉墓葬、遗址出土有铭铜器达150多件，有相当多的铭文涉及地域、宫观名称、官职称谓、公私名讳、量衡体系等，如出土于蒲城的大良造鞅戟刻铭与商鞅有关，频阳鼎涉及汉代频阳的地理位置，汉代的上林宣曲宫鼎、高平宫鼎、昆阳乘舆鼎、上林鼎、上林豫章观鉴、五柞宫鼎盖等则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宫观、园囿名称，其铭文可以用来考证传世文献的记载；富春大夫甑、乐府钟、公朱左官鼎等器的铭文涉及当时的官职称谓等内容；秦两诏权、商鞅铜方升等是研究当时度量衡体系的最可信资料。《陕西金文集成》对汉代金文的集中著录，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资料的空白。早在上个世纪，著名秦汉史学家陈直先生就强调出土秦汉金文对于传世文献考证以及秦汉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并根据部分出土资料写成了其名作——《汉书新证》，本书对于秦汉金文资料的集中著录，极大地便捷了秦汉史研究中对铭文资料的运用，必将推进秦汉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此外，本书收录的汉代金文资料，结合其前的商、周、秦铭文文字演化线索，清晰地展示了汉字从金文大、小篆，到汉代隶定字体的完整发展过程，又是古文字研究、汉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陕西金文集成》的全面还表现在所收录器物的分布上。本书对历史上有记录属于陕西所出并尚存于世或有线索之铭文资料，无论现藏于陕西还是国内相关省区的博物馆、文化馆、考古机构、高等院校、港台以及国外的欧、美、日本诸博物馆、美术馆及私家珍藏者，均予以搜求著录，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青铜器流散于各地，本书作者将其搜求著录，使得这些青铜器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认识到，同一器群的器物也得以还原，重新编排在一起，这无疑会对青铜器群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对金文资料相互关系的了解、研究都极其重要，甚至会改变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如书中收录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扶风任家村、上康村、宝鸡戴家湾，二十世纪60 年代永寿好畤河等重要的铜器窖藏，本书对其中的有铭铜器都有收录，对这些器物的研究必能获得比以往研究更为重要的信息。

　　《陕西金文集成》的新颖首先体现在编排形式上。在《陕西金文集成》编纂之前，无论是《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等全国性的金文著录，还是《陕西金文汇编》等地域性金文著录，编排形式皆以器类为序，这样虽然查找方便，但将同出的成组铭文资料人为地分割在不同篇章之中，要进行系统研究是非常麻烦的，早在二十年世纪六七十年代《殷周金文集成》编纂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并没引起重视，本书针对这一问题，著录器物的编纂按地域为序，以出土单位为中心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金文资料收录。特别是对历史上出土的那些早已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金文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在每组器物的首件青铜器备注中简要说明出土的时、地、环境和组合关系等。本书总体以陕西境内行政区域来划分，按照不同的地域收录有铭铜器，每集内再以县、乡村予以细分，保持了原来的出土组合，反映出了金文资料的原始分布情况。这种新颖的编排形式可让我们从有铭铜器的分布情况就能清楚地感受到陕西不同地区在商周、秦汉时所处的不同地位。如西周金文资料的出土以扶风、岐山以及长安的数量明显最多，这很明显与西周故都周原以及都城丰镐的所在有关，而东周及秦代的金文发现量以宝鸡、凤翔、咸阳和临潼居多，这显然也与秦的都城迁徙和秦始皇帝陵有关，汉代的金文集中于西安及周边地区，这显然与西汉的都城长安有关。

　　《陕西金文集成》的新颖性还体现在所著录的铜器不仅有铭文拓片，还有器物的整体图像，更可贵的是还附有清晰铭文的照片。著录铭文照片是之前的所有金文著录中不曾有过的，这是本书最显著的创新。在数码照相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清晰的铭文照片对铭文的一些细节能够精确地反映，使研究者通过《陕西金文集成》所著录的器铭照片就能清楚地观察到铭文的细微部分以及制作工艺、技术和形式。高清的铭文照片能够补充拓片的不足，能使研究者能够更直观地看到器铭的细节，这必将促进研究者对金文文字形体、铸刻技术的研究，同时对青铜器的辨伪也会有所帮助。在数码高清摄像技术发达的今天，本书的这种创新引领了金文著录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本书中著录了大量新出土的有铭铜器，这些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布，如2013年12月宝鸡石鼓山西周早期墓葬的青铜器、2014年冬岐山贺家村北墓葬所出的青铜器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十分重要的发现，本书介绍了这些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对其中的有铭铜器著录有清晰的铭文照片，并做了释文，其中一些有铭铜器是十分重要的，如2014年冬岐山贺家村北墓葬所出土的昔鸡簋，该器铭文中出现了当时的王后王姒、昔鸡、艿姞、韩侯等人，记载王姒命令昔鸡在韩地会见艿姞的情况、韩侯的活动、赏赐的物品等。考古学者认为该墓属于殷遗民后代的墓葬，昔鸡属殷遗民的后裔，这篇铭文则记载了殷遗民后裔参与当时政事的情况，对于探讨商周关系、殷遗民在周朝的活动以及西周时期诸侯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中对这些近年来陕西新发现的重要青铜器集中公布，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必将会促进西周史的研究。

　　《陕西金文集成》这部内容丰富、厚重、印制精美的金文著录的出版，对于先秦史、古文字、青铜器的研究者来说是福音，对于金文著录的编纂也是一部引领方向的著作。

　　（《陕西金文集成》（全16 册），三秦出版社2016 年6 月出版，定价：98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