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物研究与语言学、文学、史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名物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第一部训诂书《尔雅》共十九篇，除掉开头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而外，以下“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六篇，无不与名物有关。历来的学者似乎都热衷于探究各类名物名实之关系、得名之原由。汉代大儒董仲舒曾经说过：“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虽然前人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资料，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研究的名物总体范围不广、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名物研究的方法不够完善；系统性研究不足等。

　　近年以来，名物或名物词研究的专著陆续面世，如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等，但我比较关注的是传世文献中的名物，对于出土文献中名物的研究、特别是集中研究敦煌文献中涉及的大量名物，《敦煌文献名物研究》一书应是开创者。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域外奇珍、中土瑰宝汇集于此，林林总总，美不胜收。加之敦煌文献中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历史文书，记载有众多的当时名物，其中不乏豪门贵族的奢侈物品，也有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用具。这些名物具象地展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画卷。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敦煌文献名物类别众多、包含极广，其中较多记载名物词的敦煌经济文书，诸如什物历、施入疏、破用历等为即时文献，能够最真实地反映所记录年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因此对于名物研究诸领域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总论篇”，重在理论阐述，规律总结；下编“考释篇”，重在分类描述，具体考释说明。两者既有着内在的联系，又各有侧重，眉目清晰。

　　通观全书，内容丰富，创获颇多，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将历来名物研究的路径总括为四类，即“语言学领域的名物研究”、“专题史领域的名物研究”、“史学领域的名物研究”、“文学领域的名物研究”，而有鉴于敦煌名物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作者没有因循前人之路，而是综合上述四种名物研究的路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每一类甚至每一种名物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这样就避免了对不同的名物采取同一视角的机械的研究路径。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运用了“时空定位”、“审形辨音”、“量词推断”、“类比互证”、“语境求索”、“图像佐证”“专科知识证物”等多种手段。其中的“时空定位”、“量词推断”之法最具特色和创新意义。所谓“时空定位”，就是在研究敦煌文献名物时，首先设定一个“时”与“地”的坐标，既注意载有这一名物卷子的抄写时代、形成年代，又注意敦煌地处西北、是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枢纽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从而凸显这些名物的文化特征。所谓“量词推断”，即借助量词具有“分类”的功能，对那些敦煌文献中出现而不经见于其他载籍的陌生名物，可以先据所用量词推断其所属大类，继而再根据相关信息作出进一步考证。实践证明，这些无疑都是可靠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作者还从大量敦煌名物考释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敦煌文献名物所具有的字形特征、品类特征和文化特征。特别是对于敦煌文献中名物的文化特征，作者认为：它所体现的文化具有主体性、丰富性和兼容性，这是与它受到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影响，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形成分不开的。这些论断均令人信服。

　　下编“考释篇”，作者将从敦煌文献中选取的二百五十种名物，分为八大类十三小类进行考释。考释中，做到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并重，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并举，排比归纳、追根穷源，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新见迭出（如：“偏晕”p.241；“生杖”p.404；双陆p.156/409等），体现了作者较为深厚的文献学、文字训诂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功底以及严谨踏实的学风。

　　总之，这是一部很有创意、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12月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