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起，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后，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表现男欢女爱、涉及性爱的文学作品，大都为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纵有流传，也难以逃脱官府或封建卫道士的围剿，甚至被明令禁毁。这种状况到了明代中晚期，却遭到了革命性的颠覆。此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乡村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地壮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催生了人性的觉醒，掀起了广大民众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化追求的浪潮。反映在文化领域，最显著的特点是表现才子佳人、男欢女爱的小说、戏曲、诗歌等，层出不穷，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品的数量远超前朝，达到历史的巅峰。

　　虽然明代的当权者出于维护封建礼教与文化秩序的需要，也不断地颁布告示，禁止性爱读物的传播，但依然无法阻挡这类图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许多出版物均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对女性才貌色艺的认同和欣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许多男性作家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女性生活高度关注的内容，在其背后蕴藏着的是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考量。书籍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成为反映社会思潮和文化意义最具观赏价值的载体。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诗艳逸品》一书应运而生。不难看出，它从唐诗里刻意撷取女性题材，内容上是关联唐代女性多层面的社会生活风情写照，而骨子里蕴藏的却是明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诉求，即对两性甜美精神生活的认知和向往，以及对女性品行、才情、风度、色艺的关注。

　　《唐诗艳逸品》原由明杨肇祉选定，诗次杂乱不分体，后经乌程闵一栻据原刻重加编排，按绝句、律诗、古风、杂体诸项分编，冠以总凡例，交代在原编圈点基础上新编增广名家评语，大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有助于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此外闵氏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原本文字精心校勘，举凡可以确定无疑的讹谬之处，悉加改正。对其两可者，悉已注明，不轻易改动。每集之前另有凡例，均系杨氏所著，突出表明其选诗的取舍标准。卷首原叙，杨氏以形象的比喻，优雅的文字，道出为何刻印《唐诗艳逸品》的缘由：

　　余椎鲁无能，不解风人之旨，而晴窗静几，讽咏唐诗，于名媛、香奁、观妓、名花诸篇，偶有所得，非独钟情于佳人佚女、丽草疏花也。以唐诗之艳逸者，首此四种，艳如千芳绚彩，万卉争妍，明灭云华，飘摇枝露，青林郁楚，丹葱倩，而一段巧缀英蕤，姿态醒目；逸如湖头孤屿，山上清泓，鹤立松阴，蝉翳萝幌，碧柯翘秀，翠条修纤，而一种天然意致，机趣动人。此余艳逸品所由刻也。

　　唐诗中深深地打动杨氏的是一种动人的天然意致和机趣，故所选之诗芳艳而不俗，清逸而不涩，这在《唐诗艳逸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从《唐诗艳逸品》分列《名媛集》、《香奁集》、《观妓集》、《名花集》之名目来看，几乎与女性脱不了干系，难免羼杂轻佻庸俗的成分，然而纵观全书，所占比重微乎其微。所选作品无论是咏人还是咏花，或丰致嫣然，或语含讽喻，或娴雅新奇，或流丽工致，或摹拟真切，无不令人喟叹不已。尤其是刻画女性窈窕之姿及精神风貌，细腻传神，大都情辞真切，寓意深远，体现出健康的思想意识和高雅的审美情趣。不少诗歌表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爱慕，以及对任人宰割、饱受精神摧残的女性的同情。如王维《洛阳女儿行》（洛阳女儿对门居）《西施咏》（艳色天下重）、李白《长信宫妃怨》（月皎昭阳殿）、白居易的《宫女》（泪湿罗巾梦不成）、崔郊《去妾绿珠》（公子王孙逐后尘）、秦韬玉的《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崔护《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僧齐己《早梅》（万木凋欲折）、李商隐《槿花》（风雨凄凄秋景繁）、韩偓《李波妹》（李波小妹字雍容）等，不胜枚举，皆堪称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诗艳逸品》刊刻于明天启年间，具有典型的闵刻朱墨套印本的风格。全书正文为笔画规整优雅的宋体字，采用墨色印刷；书眉及正文行间评点，则为朱色软体字，两相映衬，极具美感。版框四周单边，白口，内无行线，既便于行字旁套印朱色批点，又使版面显得整洁疏朗，赏心悦目，历来受到藏书家珍视。数百年来，迭经天灾人祸，该书传世已寥若晨星，难得一见。今兹觅得浙江图书馆藏本影印，以满足各方读者需求。

　　（《唐诗艳逸品》（一函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定价： 3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