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以前的法制，是用礼刑表现，也就是属于礼、刑二分时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云云，即指此事；《荀子·富国》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也寓有此意。战国时代，由于礼崩，贵族沦没；另一方面，法家刑书的律令应运而生。云梦秦简中，除在商鞅变秦后到秦始皇年间呈现大量的秦律以外，也有“犯令”、“废令”之语（见《法律答问》），而“秦律十八种”的律文中，也有“犯令”、“不从令”之语；这个“令”，也就是律，只是当时属于单行法规，所以《史记·杜周传》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汉代，将单行法规的诏令，按其重要程度，编成令甲、令乙、令丙等类；相当于诏敕集的，简称为令。就成文法而言，令可视为律的追加法，或谓副法，违令时与违律一样须受处罚。因此，战国秦汉期间，是为律、令不分时期，同时也是礼刑合一时期。到了西晋泰始律、令(268)，律与令成为相对关系，同时自汉以来主张礼（德）主刑辅说，也在此时获得初步落实，到唐朝乃作一总集成。

　　基于此故，拙书所谓律令法，指令典成为完整性的法典而与律典成为相对关系的法典体系，其事始于西晋泰始律、令(268)，完备于隋唐律、令(583—907)，代表一统中国时期(268—907)的法典体系。但西晋泰始律、令的成就实肇始于曹魏律、令，而西晋末到隋初期间，中国又陷入南北长期分裂，此期成长有限；另外，唐朝安史乱后，实际转衰，律令政治亦渐流为形式化，法律形式渐由诏敕凌驾一切，宋代以后更为明显。但就形式上的律令政治而言，可延伸至明初洪武年间，此后乃由律典、律例及会典取代。因此，就律令法的实施而言，较具体可谈，辄为西晋及隋唐而已，尤其盛唐时期。所以七、八世纪是中国法制成就最为辉煌时期，在同时期的世界史是无可伦比的。也因此之故，在七、八世纪之际出现“东亚文化圈”（或曰“中国文化圈”），同时在法制方面也有“法文化圈”（或曰“中华法系”）的成立，这是在东亚文化圈发展过程中，很受瞩目的一个成果。

　　立法原理方面，在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后，诸儒不断鼓吹建立礼（德）主刑辅、失礼入刑的法则，初步实现于西晋泰始律、令(268)，而确立于隋唐律、令。就这个意义而言，西晋至隋唐可说是先秦以来儒学在礼律方面最具体的实践，并非如学界一般所说已经转衰。

　　律令法适用于中国本土，中国本土以外的“天下”（尤其东亚地区），中国则另有一套政治秩序的运作原理。这个运作原理，也是自殷周以来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在古代经典指导下，至隋唐时期分别予以具体实施。这样的天下秩序，从法制的观点而言，笔者暂名之为“天下法”，有别于今日所谓的“国际法”。明清时期，中国再度稳定强盛时，又付诸实施，实是中国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事实。

　　清末民初，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信心崩溃，乃至出现反传统运动。此时虽有一连串的改革，力图振作，不免矫枉过正。其中抛弃传统最为彻底者，厥为传统法律与教育制度。由于教育在养成国民内在的心智，法律则约束国民外在的行为，于是从意识形态到行为准则皆丧失民族特性，百多年来迄今，一直未再摸索出属于自己民族特性的制度，迷失、盲从、违反伦常，经常成为社会乱象，这是很严重也是很严肃的历史课题。就学界本身而言，历来缺乏立足传统而加以反省，尤其掌握学术资源乃至决策者，教育学界如此，法学界亦然。就传统法史而言，不论国内所实施的律令法，或对外所实施的“天下法”，每以负面评价，实非持平之论。最近甚至有以为“国家法成为‘外来法’”的法制危机感，提出呼吁，值得注意。

　　（《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