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新出的一套“两宋烽烟录”：《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作者是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的顾宏义教授，惠寄样书的该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完颜绍元先生还亲自打来电话，希望我从一个军事史研究者的角度，能就他历时十余年促成的这套宋元战争史系列谈点看法。

　　我与“两宋烽烟录”的作者顾宏义先生既有同门之谊，又与他撰著这套丛书有一段因缘。十多年前，顾兄的《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作为宋元战争史系列研究之一，首先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时我正在从事中国历代边疆战略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军事史教材的编写，读之收获良多，便以“战争史的另一种写法”为题，写了一篇书评（刊于《世纪书窗》2001年第2期），期望顾兄“坚守战争史研究这样一项艰苦和寂寞的事业，以扎实的工夫，对10—13世纪的战争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清理。”

　　如今，顾兄在经过十多年坚韧扎实的努力之后，终于推出了这套一共四册、皇皇一百余万字的“两宋烽烟录”，拜读之后，爱不释手，不禁有快慰吾心之感。概括言之，该丛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通过聚焦四大民族战争，勾勒出鲜活的、波澜壮阔的两宋战争史。公元10 —13世纪，辽（契丹）、宋（包括北宋和南宋）、西夏、金、蒙古王朝相继建立或勃兴，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呈现出多个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区性割据政权的对立以及尖锐的民族矛盾，战争频繁，举凡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其频率之高和程度之剧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宋辽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蒙战争相继登场，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给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军事家留下了无尽的研究命题和思考的空间。因此，研究两宋历史，解释10 —13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无视这一历史时期的战略环境和频繁的民族战争；而研究10 —13世纪的军事史，更需要将该时期的民族战争作为重点加以关注。“两宋烽烟录”的新颖之处在于，不作泛泛而谈或断代史式的宋元战争史研究，而是截取这一时期最为关键和典型的四个阶段，聚焦这三四百年间四场重要的民族战争，集中笔墨予以梳理，从而鲜活地勾勒出公元10 —13世纪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并通过四场民族战争的研究，透视此段时间中国历史的嬗变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以“和战”的独特视角切入，展现两宋战争史的丰富和复杂。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两种最基本的存在状态，而且是两种交替出现的状态。军事科学既研究战争时期如何打赢战争并取得和平，又研究和平时期如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进行备战。“两宋烽烟录”紧扣“和战”这一重要关节，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四场民族战争，书中既交代战争开展的宏观地缘战略背景，如东亚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又分析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情况；既重视战争过程的演绎，又注意叙写战争前后和过程中纵横捭阖的伐谋、伐交活动，双方结束战争达成和平的方式，以及战争与和平对双方内部政治的影响等。

　　其三，“实录”的写作体例，探索了战争史研究的新范式。2001年，笔者在《战争史的另一种写法》中，曾就中国军事史研究的难处和现状发出感慨：“传统史学中的战争史，重视的只是战争前的谋划和战争的结局，最多附以人事之贤否，而过程则大大省却和简化，甚至让人对战争懵然无知。至于战争中的战略准备、战略阶段，乃至战争方式、战术运用、军事技术等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则视为无关宏旨。如此，军事史‘鉴’的意义也就十分有限。附庸于传统史学的军事史就是这样将战争史变成了单调、直线和枯燥的胜败机械公式，它有血有肉的过程、独特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却被阉割了，使人总感到浓重的政治史味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史，而当前的中国军事史研究，也难脱此一传统的窠臼。对于两宋史，人们往往以“积贫积弱”予以简单的盖棺定论。而“两宋烽烟录”则是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蒙（元）战争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而在研究每一场民族战争时，以时代为经，以战争事件为纬，不仅仅写战争本身，还通过扎实的材料，交代并阐明战争的背景、战争的指导观念、战争的物质条件；不仅叙写双方的战略企图、战略计划、战略部署、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实施，战略协同乃至每次战役及构成每次战役的重要战斗的兵力部署、战术运用，而且还论及中原王朝和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不同民族的政治架构和军事组织结构，以及政治与军事机构的运作程序，武器、装备的具体情况等，使我们明了战争结果——胜败的“自然”来历。这就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对断代军事史的研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与探索。

　　最后，在钩沉索隐、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对两宋军事史上复杂的问题进行富有深度的学术解读。从形式上看，“两宋烽烟录”似乎是一部通俗之作，书中避免了讲章式的罗列或故弄玄虚，因而雅俗共赏。在通俗形式背后，是作者钩沉索隐的资料考辨之功，以及严肃深邃的学术思考。作史者限于立场，往往扬己抑人，有关宋、辽、夏、金、蒙（元）的史料更是如此。元人修宋、辽、金三史时，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依据宋、辽、金各自的史料分别成书，独立成史。但这一方法并未解决史料的矛盾歧义问题。结果，对同一战事的记载，往往都对己方的胜利大书特书，而对己方关键的失利或惨败予以遮掩，或干脆故意略而不记。史料上的这种不完善、不客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双方记载加以比照参合方可搞清某次战事。“两宋烽烟录”作者深得吾师裴汝诚先生的资料考辨工夫，数十年从事两宋文献的研究考证，在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上均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所以在写作时，首先能利用宋、辽、金、元各方材料，对材料问题加以解决。比如宋金的采石之战，在宋人记载中作为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大书特书，但作者经比照考证宋金双方的各种记载，认为这是一次侥幸中带有必然（金国内部有变）的胜利，而且“虏师北归，纪律肃然，无一人叛亡”，非为“易胜之师”，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大胜利。同时，鉴于各种原因，记载者即使对己方的战事，也会有掩饰回护不实及阙漏之处。比如涉及宋金和战的史料，《宋史》因于北宋亡后于元代仓促成书，详北宋而略南宋，加之宋高宗“是元祐而非熙丰”，为王安石变法强行定案，将北宋亡于金之责任推诿于王安石变法，而秦桧当政多年又有意篡改史料；此外，因为党派斗争，野史笔记更是矛盾歧异，有关北宋后四朝及南宋的史料问题比比皆是。南宋时的两位大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在著当代史时已感困难重重，所以不得已采用长编法体例，徐梦莘是将官史及各家之说罗列于著，而李心传则也于著中留下了许多“容后待考”的阙疑。所以，即使宋方的记载，也不能轻易相信和使用。“两宋烽烟录”于此则沉下心思扎实细致地稽索钩沉，条分缕析，层层剥笋，自然毕见真实，令人为快。此外，书中涉及的宋、辽、夏、金、蒙（元）五方的许多关键和重要的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战争、人物等，都有作者二十多年来就相关专题所作的学术论文或考证为依托，使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胜义迭出。

　　鉴于以上，我总觉得，在“两宋烽烟录”之后，作者更应该依托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资料工夫，对研究对象作更为典型和纯粹的“战争史”的研究，真正从军事学术的层面揭示两宋战争史的精髓，早日为学术界再推出一本具有自己特色的《两宋战争史》或《10 —13世纪中国战争史》，与“两宋烽烟录”相映成辉，岂不更好？当然，仅以“两宋烽烟录”目前的成就，已经为深化军事史的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动力，我除了表示敬佩之外，更大的愿望是与读者诸君借“两宋烽烟录”感受“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历史意境，在更深层次上洞察中国历史上10 —13世纪“和”与“战”的无限信息。

　　（“两宋烽烟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天衡》定价38.00元，《天倾》定价36.00元，《天裂》定价38.00元，《天平》定价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