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所著的《〈竹书纪年〉解谜》（英文版）在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Airiti Press）付梓，已经一年过去了。我一直都希望能将此书译成中文，交付出版。最近我有幸与优秀的译者合作，这个愿望也终于得以实现。当然，我的研究其间也从未中断。我的朋友们——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为我提供了新发现的材料，使我能够发现并更正原书中的错误。我还决定缩减书中的一些内容：删去了和主要论点并非密切相关的部分，以及针对断代工程的激烈而又可能并无必要的批评。我选留了一些严肃而温和的批评，也希望读者们秉承科学精神来看待这样的批评。

　　以下是我做出的具体修改：

　　一、原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二部分主要侧重于断代工程。我删去了第二部分的四个章节，其中最具批判性的一章已由徐凤先翻译并多次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遗憾地删去了这一章，但它的核心内容已纳入本书的其他章节。

　　二、第一部分分为两章，根据《竹书纪年》重建纪年。第一章关于周克商日期的考证，其中大部分已于1998 年译成中文出版；我在本书中采用了原来的中文翻译，只稍加修改。原第二章的主要部分取自我的一篇会议论文。此处我采用了稍后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从《竹书纪年》中推测出自（神化的）黄帝到西周末年的确切日期。我对其进行适当修改后，作为本书的第二章。

　　三、第三部分（第七章、第八章）收录了我对《竹书纪年》中从黄帝到晋武公每段简文尝试的重建情况。我保留了这一部分，作为中文版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但是对简文评注进行了增补和修订。这一部分还包括了第九章，该章主要介绍简文在战国时代的演变。我发现自己几乎要全盘重写这章。并不是原来出版的书有误，而是需要进一步地澄清和改进。这一新章以及关于双元假说的最后一章，是全书正文中的最后一部分。它们证实了“今本”的真实性、双元假说的正确性，以及四分月相的正确性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必须全盘接受这三个观点，或者全部否定这三个观点，这使重建古代纪年的希望变得渺茫。

　　现在共有两个附录，我称之为补充章节：原英文版的书中有四个附录，其中附录一（“三代科学纵览”）被删去了。我把附录二的内容纳入中文版，作为正文文末的新章。该章（第六章）主要论证了双元年假说。其余两个补充章节是：

　　（1）第七章（原附录四）关于商代甲骨卜辞的绝对日期，我插入了一条重要的关于武丁至祖庚的卜辞并作了相应分析，此外，我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

　　（2）第八章（原附录三）考查了所有日期完整的青铜铭文。现在发现的铭文更多，其中新出土的几段铭文与我的研究间接相关，我根据它们对西周最后四任君王的在位时间进行了微小但却非常重要的修正。还有一个新写的后记，其中我提出了全书的大纲。

　　夏含夷给我带来了一项令人兴奋的新发现：师酉鼎。白川静有一个观点让我非常关注，他认为师酉是师訇（旬）的父亲（可是夏含夷以为父亲是师訇）。师訇簋（只有幸存的铭文）和赫赫有名的毛公鼎在行文风格上非常相似，它们必为同时代的作品，毛公鼎的图例表明此鼎为宣王或幽王世；因此我把它们的日期确定为幽王继位之年——该年可能为公元前783 年，而非公元前781 年——即使与之相关的訇簋采用了西周中期的格式。但是师酉鼎的日期非常完整，可以确凿地将其定为共王世。所以我姑且作出这样的推断：我们所研究的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对于共王世原文（可能是毛迁所作，他是穆王时代著名的将军，公元前909 年被任命为共王的重臣）的抄录：它没有献辞的对象，最后两行汉字变大变少，以占满空间，这或可表明，原文是有一段献辞的。

　　因此，我得出这一结论：历史上记载的幽王在位十一年（前781～前771），并不意味着他原本有2+11 年。幽王亡国后，没有朝廷采用从他的即位之年开始计算的纪年方法。因此要解释《纪年》中厉王的公元前853 年，我们必须假定他名义上的统治（包括放逐期间）是2+28 年（前857/ 前855～前828），而不是2+30 年；且《纪年》中夷王在位的八年则原本为2+8 年（前867/ 前865～前858）。我现在从这两世的铭文中得出上述结论，其他我重建的纪年未受影响。这项新研究也解决了我和夏含夷多年来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

　　但是这并未涉及我和夏含夷争论的核心。1986 年，他公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一支明显属于周成王纪年的竹简被置于武王纪年之中，从而把武王的寿命延长了三年。对此问题，我和他的意见相左。夏含夷认为，《纪年》的简文散乱不堪，因此晋朝学者发现该书的时候，也找到了一支松落的竹简。这些学者还根据当时皇甫谧的研究，决定把这支简置于武王纪年之中。其他出土竹简也七零八落，状况堪忧。夏含夷认为，这支简肯定和其他竹简是一样的。他用这一理论证明：整本《纪年》的简文散乱无序，因此当代的学者们可以对其进行修补。“今本”则只是重建简文的努力之一，只是恰巧包含了很多原简文中记载的内容，但是最多只能恰巧为一些西周铜器铭文的记载提供佐证，或者记载铭文中一些内容的具体情况。这也导致西周（铭文所作的年代）成为他研究的上限。

　　在本书的第二章（大部分最早发表于1999 年）中，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亦在第三章末。这些文章中第一次记载了我们各自确定的时间，我们也必须研究清楚这些日期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夏含夷的发现基于晋朝学者荀勖的研究成果。荀勖认为，当时出土的《穆天子传》中，每支简上有40 字位，用未经染色的丝绸包裹起来，似乎是极不寻常的东西，是一件珍品，因而人们将它妥善保存。此外，夏含夷发现有一段简文非常工整——从成王纪年到被挪竹简之前——每段正好40 字位；因此《竹书纪年》本身可能也是一件不寻常的珍品：各简长度一样，保存良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假设：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可能忠实地记录了入土简文中大部分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研究的内容。刚开始我只是略作尝试，但随着工作的开展，我越来越坚信我的理论是可行的。我很快发现日期有误，并试着找出其原因。我认为自己的这一尝试越来越成功，而且我认为这项研究不应止步于西周。

　　我认为，这支夏含夷发现的错简应为战国时期魏国学者所移动。因为在成王纪年混乱的文本中刚好出现一支简的空间绝非偶然，而且也不可能是晋朝学者所为（参见第三章）。夏含夷的发现并不能证明《竹书纪年》出土后送往晋都时全书散乱无序，而恰恰证明了与之相反的观点：晋朝学者照搬了他们发现的简文。对于自命题的成功证明，如“双元假设”、“干名假设”，对于冬至日一直被推后两日的理论，以及商朝就已开始使用“中气”决定置闰的理论，让我的研究得以证实。很久以前对于这项假设的成功解释，以及天文记录中出人意外而又令人惊讶的证据，让我进一步确信这个假设。这一争论应当有一个结果，或许本书能有所帮助。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那么我就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本应完成却未能成功的任务。

　　我将此书题献于我的朋友基德炜及邵东方，亦纪念我的恩师洪业。

　　（《〈竹书纪年〉解谜》（早期中国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6 月出版，定价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