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成了日本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交流史的重要领域。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兴起于江户时期，而现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是由明治时代开始的，于大正年间走向成熟。这与日本的政治需要、学术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近年来，中国海外汉学研究兴起，并逐步向更深层次更广阔的空间去拓展。《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就是在日本对中国戏曲研究的领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一次更深入的探索，由中国青年学者对话日本近代学术研究而进行的一次问流之旅。是书从在日本查访的原始材料入手，对江户时代传入的中国戏曲文献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利用大量日文文献，考察了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从而揭示出这一时期中国戏曲研究对于中日两国学界的意义。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中日学者交流、日本学者具体研究方法及影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戏曲时视角与标准等方面深入开掘。

　　中日学者在戏曲研究领域的相互促进，这种影响最典型的体现在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上。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戏曲研究从古代研究方法向近代研究方法转变，这种转变自王国维的研究开始。王国维用四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八部开创性的研究作品：《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宋元戏曲考》。王氏的研究得到了西方学术界认可，在日本造成很大影响。铃木虎雄于1910年将《曲录》《戏曲考原》介绍到日本，并赞赏为“空谷足音”。青木正儿对《宋元戏曲史》推崇备至：“资料丰富、眼光燃犀、空前绝后的杰作。迄今，除非非常新奇的材料被发现，我们不能补充也无法修改先生的研究。”王国维促进了日本学者的研究，盐谷温说道：“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忘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底研究吐卓学，或竞先鞭于名曲底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盐谷温的讲话指出了王国维对他的影响，同时也说出了当时日本学者圈戏曲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王氏为这一学术圈中一员，来自研究对象的母语国，自然会对外国学者产生影响，但是同时外国学者的他山眼光、现代学术建构思想是不是也反过来影响会促进王氏的研究呢？

　　中日学者的学术互相影响的另一著名例子是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6年前后，陈源等指责鲁迅抄袭了盐谷温。这一说法影响很广，直至数十年后仍有人提起。关于这一指责，鲁迅曾在《语丝》发表《不是信》加以说明并反驳：“盐谷温的书，确实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世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还曾亲笔题字向盐谷温赠送该书，由此可见，抄袭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盐谷温对鲁迅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戏曲文献的刻印与东传极大丰富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材料，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极其重视文字训读、版本考查等文献基础。日本中国戏曲研究在明治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难有大的拓展，即使如森槐南这样的最精通中国小说戏曲的学者“虽然让我看了《百种》，但森君手边也没有《百种》的全本”（笹川临风《琵琶记物语》前言）。大正初期，中国戏曲文献《暖红室汇刻传奇》《元刻古今杂剧》《曲苑》以及吴梅、董康等人的刊刻极大便利了日本学者的研究。久保天随称这种覆刻为“天来福音”。同时，中国京剧开始走出国门，梅兰芳、黄玉麟、小杨月楼等戏曲名角也纷纷出演，为日本学者了解中国戏曲提供了直观的感性认识。这些文化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大正年间的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成熟。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戏曲必然要涉及语言问题，日本学者对研究材料即中国戏曲文本进行训译，这种训译明治时期达到全盛，也为大正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西厢记》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有单纯的译本，学校发行的讲义录，也有单篇的翻译文章介绍。幸田露伴发表《郑廷玉的忍字记》，介绍郑廷玉和他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杂剧》，对楔子部分作了翻译。但是后来幸田认识到翻译之不足，说：“与其由予之手对少数篇什做不精确之粗翻译，没兴味之恶翻译，乃至如嫫母傅粉般徒劳装饰的拙翻译，不如对尽可能多的篇什稍加详细解题，且略指示其佳处妙处，遥使人领略元剧是如何之物，并一人列举数篇，不论其题目如何出自同一手笔，则为使人便于了解其作者如何气习、如何手法。”在翻译介绍大量戏曲作品基础上，1925年宫原民平的《中国戏曲小说史概说》刊行。在序言中作者认为翻译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毕竟支那文应该用支那音进行彻底直读”，提出自己以写作平易通俗的小说戏曲史为目标。

　　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代表学者普遍另一外语水平高，加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欧化，也使得日本学界得以拓宽眼界，在研究中能够观照东西方文明，并以西方文化标准考量出中国戏曲之诸多不足。明治时期的森槐南幼年被送入外国语学校学习英学，幸田露伴东京英学校，该校为青山学院前身，以英语教授为主。尽管他们后来由于自身对汉文化的喜好而放弃英语学习，但是早年的外语学习对以后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影响。政治上的全面欧化有助于打开学术界的视野，使得日本学者也能更便利的接受西方的文艺思想，并以之衡量其中国的戏曲研究。笹川临风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色在与小说戏曲，其评价中国戏曲排斥儒家立场、排斥劝善惩恶的宗旨，力主“性情”“悲剧”，重视戏曲之结构。其认为中国的剧评“唯明人汤若士之评《琵琶》，在性情上下功夫，且以词调之巧倩为长，此可谓千古不灭的评语”。《西厢记》为日本学者关注之热点，然笹川认为《西厢记》之结构布置甚是单纯无趣，并说：“取《西厢》一部与西欧名家之戏曲或者我朝巨匠心织笔耕之作能相比乎？”“《西厢》素是单纯之情话。”“中国戏曲至明代，虽脚色亦复杂并于结构上用力，所重处犹在词采。”最后笹川得出自己的中国戏曲结论：“论其词采虽不乏名篇，观其结构，若于戏剧之意义上观之，犹是稚气纷纷耳。”

　　总之，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与中国本土的小说戏曲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有些甚至由日本学者先重视开掘，他们在某些领域也达到了很高的研究水平。中国学者受其影响而致力于此，取得开创性成果。而中国本土文献的刻印出版，中国的学者研究都极大启发了日本学者的研究，这是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成果。

　　如上所述，本书是中日学者关于中国戏曲交流、研究的学术性佳作，为了能充分体现其内容的古典特性，所以考虑装帧设计追求一种简洁雅致的传统风格。在印制方式上，封面使用了四色印刷，既环保且能有效控制成本；书名的字体选用令人一看即觉书香扑面的刻本字体，从而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暖色色块和线条等设计元素交叠的方式，让书籍的封面要素都能各得其宜，给人视觉的舒适感。“盔头”这一典型戏曲服饰小元素的运用，既能完美的关联本书内容，又能活跃整个封面设计。期望中日戏曲研究者捧读此书时，能体会到美术设计的用心，油然而生一种阅读的喜悦。

　　（《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 年6 月出版，定价：3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