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远先生的《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一书问世，带给我们诸多惊喜。王世贞是明代中晚期的文坛巨擘，其所秉持的文学思想、诗文创作与明代中晚期文风转变渊源实深，关于其人其作的研究，前人述作可谓汗牛充栋，学术积累实夥，想要独出创见如同沙里淘金，非用大心力、下大苦功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十年磨一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文献实证为依据，在该书中抽丝剥茧地分析诸多与王世贞相关的“公案”，落笔绵密、环环相扣，犹如庖丁解牛，至其穷尽处乃至。今朝剑成，开匣以示诸君。
　　本书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王世贞生平与传记的印证、王世贞的“分期研究”、王世贞对昙阳子思想的接受、王世贞的“自悔”问题与晚年文学思想以及与王世贞相关的新文献梳理与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王世贞行实、创作及其文化影响等问题息息相关，由于研究视角独特，文献爬梳细致，往往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因此，“新”是该书的第一个特征。试举两例以飨读者：
　　首先，关于王世贞一生分期的问题，作者对王世贞卒年及年寿的多种说法逐一考辩，并指出王世贞生卒及年寿当以其长子王士骐之说为定论，亦即“万历庚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进而将目前学界对王世贞作品及思想的分期观点进行梳理，提出宜将王世贞一生分为早、晚两期。以其晚年“好道”、“自悔”为标志，以万历元年王世贞四十八岁为界标，以《弇州山人续稿》及《弇州山人续稿附》为主要史料，个别作品酌情辨析。这个分期建立在对王世贞传世文献、文学思想、作品风格及文学史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可称允当。明晰王世贞的思想分期，有利于对王世贞本人进行客观的认识与研究，也有利于呈现其晚年的文学思想新变及其影响，进而对认识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复杂性、对把握七子派文学复古的终结及公安派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晚年王世贞的思想的转变是该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对于王世贞接受昙阳子影响并拜其为师的思想根源，书中有独到分析。在前人看来，王世贞膜拜昙阳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对于仙道法术、长生羽化的好奇以及卷入王焘贞事件的经历。而作者指出，王世贞以昙阳子为师，并不是为了长生、炼丹。王世贞接受昙阳子的思想首先与其仕途受挫有着密切关系，其次与其本人的苦难遭遇以及内心隐曲有密切关系。这两方面作者都在书中予以详细分析，并指出在接受昙阳子思想后，王世贞晚年诗文在内容、思想、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转变。由于王世贞的文坛地位显著，其晚年思想对中晚明文风起到了极大影响。王世贞接受昙阳子等人所倡导的“三教合一”思想之后，援儒道入释，使得该思想成为中晚明文人士大夫中的一种思潮，特别是对东南文士，如胡应麟、屠隆、陈继儒、王世懋等人产生了直接示范带动作用。作者剖析王世贞思想的转变路径，继而探讨晚年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及影响，对王世贞研究与明清文学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书中此类发前人未发之明的闪光处时时可见，如提出王世贞主张“三教归释”，但其批评儒学背后仍有济世关怀，而非一味避世。又如提出王世贞晚年与王锡爵等人对昙阳子进行“圣化”，实际是与张居正等人在另一场域的交锋。再如提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发生明显改变，主“剂”、重视“辞达”、追求“自然”是其主要特征。这些创见如王子敬所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是该书的一大可读之处。除了新观点的提出，还有新文献的发现，该书将《弇州山人续稿附》引入了我们的视野。《弇州山人续稿附》自问世以来“不甚行世”，长期以来藏于私家，一直未受到学界关注，但它不仅与王世贞的《弇州山人续稿》、《读书后》以及《王弇州先生崇论》关系密切，而且在《书李西涯乐府后》一文中保存了未被删去的王世贞晚年“自悔”意图，可与明钞本《续稿》、《王弇州先生崇论》中的内容互相印证，尤其值得重视。
　　可以说，魏宏远先生的《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关键词之一就是“新”。这个“新”，新在角度，新在观点，新在发现，新在开拓。除时时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以外，该书整体的优点长处也非常明显。缕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视角独特，分析精准
　　近年来，以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为导向的学术成果备受重视，而学术眼光的独到与精准更是决定一个研究者学术生涯的关键所在。该书的一个长处是具有问题意识，作者于不可奏刀之处颇费心力，不肯轻易放过，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思考研究，读者也以问题为路标，跟随作者的指引“游览”，渐入佳境。在“弇州晚年定论”问题上，作者首先指出这一“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是否发生了转变。围绕这一问题，又可以次生出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说是否可信，王世贞晚年对王维、苏轼、白居易、李东阳、归有光、宋濂等人的文学思想的认识是否发生了转变？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一说的动机何在？“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本质是什么？随后作者就这一系列问题寻踪觅源，逐个分析。
　　首先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这个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而其可靠的文献依据则在于，作者在明钞本《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王弇州先生崇论》三书中发现了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所引用的王世贞晚年“自悔”文字的直接文献来源，由此证实王世贞晚年“自悔”实有其事。其后作者从王世贞晚年对苏轼乃至学宋的归有光态度是否转变出发，考索后进一步提出“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问题，再考索后又进一步提出这种转变对晚明文学的影响问题，指出王世贞“宋文不可轻”的思想又为“末五子”中的胡应麟、李维桢所继承，犹如种子萌芽，他日成荫。探究至此，作者仍不罢休，又翻回该问题的出处，探究钱谦益提出“弇州晚年定论”说的目的。在梳理前人观点、辨析得失之后，作者指出钱谦益此举目的既有其推己度人心态的驱使，亦有维护乡贤、瓦解七子的功利目的，同时不乏重塑王世贞晚年“主宋”面目、为自己的诗学旨趣造势之用心。统观全书中论述部分的行文叙笔，大处以问题为纲领，细处以分析见功力。各章节中的关键性问题在这种形式下铺展开来，联结成篇，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二、 文献详实，考辩用心
　　王世贞为一代文坛宗主，著述宏富，版本繁杂，亦不乏托名之作。本书第六章就王世贞传世文集予以梳理，并就《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嘉靖以来首辅传》、《弇州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凤洲笔记》等著作的成书、刊刻、书名、分卷、版式、藏地、版本优劣乃至影响与价值进行了细致考辩，指出目前有关王世贞著述的考证尚有较大空间。其中，作者对《弇州山人续稿》的成书与版本的考证尤见功力。
　　《弇州山人续稿》成书于王世贞过世近十年之后，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经作者介绍，目前存钞本与刻本两种。钞本有明钞本一种，清钞本两种。刻本则有（一） 王锡爵、刘凤序刊本三种、（二） 王锡爵、刘凤、李维桢序刊本一种、（三） 王锡爵、李维桢、刘凤序刊本一种、（四） 刘凤、李维桢序刊本、（五） 刘凤序刊本、（六） 李维桢序刻本等，林林总总不下十余种，可谓琳琅满目。如此复杂的版本情况，考辩起来也颇费周章。作者在逐一查访、辨识之后，将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十几家图书馆所见《续稿》及所寓目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美国等地图书馆藏《续稿》（照片）进行归纳，详细梳理了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并作版本源流图予以直观展示，使人一目了然。不仅如此，书中还对后出的李维桢序写作时间、胡应麟序未被刻入《续稿》的原因以及《续稿》中作品的失收、重收与校勘错误等问题予以考辩，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展示了作者专业的学术眼光与文献功力。通过对《续稿》各版本的比对分析，该书指出明钞本《续稿》虽然仅有文部三十二卷，但具有极高的版本文献价值。这是因为明钞本《续稿》是王世贞手稿的誊清稿，保留了王世贞手稿卷次、篇次等基本情况。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精准的分析与判断，是建立在作者对王世贞著述各版本搜罗该备、了如指掌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在总揽文献方面做到了“全”。
　　“全”不仅体现在与文献考辩、梳理直接相关的第六章，也是该书各章在占有文献、梳理文献方面的普遍特点。作者每每在动笔之前，对于文献的掌握与分析花了很大的功夫。例如在研究王世贞生平传记部分，作者在分析人物时不仅对直接材料记载烂熟于心，对相关笔记小文中的只鳞片羽亦不肯轻易放过，仅涉及王世贞性格方面的描述就引用了数十家文献资料。除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外，还包括其他总集与文人别集中的相关传记内容，如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姚希孟《公槐集》卷五《王世贞》、邵长蘅《邵子湘全集》卷一五《王世贞》等，除常见史籍、笔记、方志记载外，还包括一些相对冷门的著述，如叶德辉《郋园读书志》、郑仲夔《清言》、丁元荐《西山日记》、梁维枢《玉剑尊闻》等，在大力搜集、爬梳、分析之后，力求摹写还原一个全面、丰富、真实、可感的王世贞。
　　三、 梳理细致，结构绵密
　　“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梳理极为细致，定要推问穷尽，至其不可处乃至。可以说，除了“新”、“全”之外，该书另一个关键词就是“细”。在王世贞传记研究方面，作者将王世贞的存世传记依据时间进一步细分为“三代”，从文本互涉层面来探讨不同传记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传记的不同文本之间具有“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具有“同声”现象、相同史实的不同叙事现象以及历史事实与文本事实的区别。这种分析显然并不局限于研究王世贞一人生平履历，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方法论的意义。在探讨历史事实与文本事实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传记文本会有不同的记载，那文本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会有哪些出入？文本事实之间的差异又会有多大？……各传记文本说法不一。如果要还原历史，所能还原的是历史事实，还是文本事实？”这些问题都是在对王世贞历史还原过程中无法忽视的真问题，作者不仅能直面筋节，同时花大心力予以爬梳分析，就陆炳藏匿罪人复婉转请托于王世贞一事，考得受托之权贵实为徐阶而非严嵩。就王世贞与归有光之关系，正本清源，以文献为据，有一说一。遇到有记载相互出入的材料，在无更多文献佐证时，则于常理处进行推导，体大虑周，使人心服口服。
　　这种“细”还体现为一种入情入理的“察觉意识”。在分析王世贞接受昙阳子思想的原因时，作者对这一时期王世贞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心曲予以关注，指出万历八年王世贞与张居正构恶，受弹劾家居，在其仕途受挫之时，个人思想也产生了新变，原先所建立的儒家价值观体系已经无法开解其内心的无力、空洞之感，由此转慕他说便成为一种极大的可能，作者在此处一语道破：“在一个人思想困惑时，就容易对新异之事寄予希望，王世贞亦如此。”目触此语，合书默思。推己及人，所言称是。反觉作者心细如发，别有一番同理之心、体谅之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结构绵密。章与章之间、章与节之间，节与节之间层层推进，相互照应。全书从王世贞的生平行履与分期开始切入，进而分析其思想信仰情况，由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引出对其“多变”的文学思想的考察，由此对其晚年的“自悔”及文坛影响作出整体性的梳理与把握，进而考察其诗文创作与文艺风格乃至社会文化影响，最后梳理与其相关新材料所具备的文献学意义，结构绵密，井然有序。细化到每一章节亦是如此，第一章的研究内容涉及王世贞的生平行履，作者从王世贞的生活趣尚及品格入手，前三节以“书与酒”、“笔砚与蒲团”、“园亭与交游”为纬线展开，第四节对王世贞的性格与品格进行总揽分析，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对其仕与隐心态的考察。由浅入深、层层推进，有条不紊、逻辑严密。其中施展腾挪处独具匠心，整体则如蜂房相叠，从中可见一种“数学的精神”。
　　四、 文笔简练，善于总结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文笔简练清爽，无一冗词赘句，读来犹如啜茗。在剖析王世贞仕隐心态时，势必要介绍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处境、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这个话题如果要深入讨论恐怕要另起炉灶更成一书，但泛泛而言又不能尽其隐曲。作者在此处显示出了他善于抓关键点、善于归纳总结的思维能力。首先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出仕是士大夫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归隐不仕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属于“不义”之行，由此阐明身受儒业之君子所肩负的天然精神负担。其次指出即使在儒家话语圈当中，亦注重君王是否“有道”，这就给予了士大夫阶层一定的选择空间。最后阐明明代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士大夫的选择权被彻底剥夺，无论在舆情上还是律条上，均当许身于国，不能“不为君用”，因此明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困境更甚前代。短短百十来字便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王世贞所处的社会思想环境，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入对王世贞晚年仕隐心态的剖析。
　　在分析王世贞接受“三教合一”思想时，则要对这种思想的产生进行寻根溯源。作者惜墨如金，并没有在此处多做历史性的叙述，而是直接总结归纳了“三教”之所以能够融合，在学理上所具有的两个基础点在于“三教同善”、“三教同源”，并分别予以解析。纲举目张，水落石出，避开了许多旁枝末节。之后由王世贞本人所处世风及其与交往之昙阳子、达观、袾宏等人的影响入手，而主要笔墨则集中在对王世贞本人所持的“三教合一”思想的分析上，指出王世贞本人博学广识，在思想信仰方面并不盲从轻信，其思想自有独到之处。这样的行文叙笔简洁清爽，详略得当，突出重点，引人入胜。
　　该书行文利落，笔触老到，唯格式有些许微瑕，说来亦无伤大雅。即涉及某人时，称名时或代以字号，或代以官职，未能统一。如叙述王世贞称赞邹观光作诗能学古人之“法”时，以其字“孚如”代之，而同句中其他人均称之以名。又提到王世贞盛赞陆粲“文本出左氏、太史公，然不求肖似，辞达为诣”时，则以其官职“少卿”代之。然细究起来，此亦难一概目之为非，因明清文集中字号职官常见，而一些小人物往往考索无绪，亦不牵涉校注，故曰无伤大雅。又引文中于某人字号之后或标示姓名，或偶有遗漏。如引王世贞《答王贡士文禄》谓：“……台阁之体，东里（杨士奇）辟源，长沙导流”，然未如“东里”般注明“长沙”其人谓谁。后引王世贞《艺苑卮言（六）》：“长沙之于李、何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指出“长沙”者，李东阳也。
　　武学讲究“宁可一思进，莫在一思停”，作者以十年心力，磨此一剑，对王世贞本人的行实好尚、思想新变、诗文创作、版本流传等考辩实深。概言之，曰“新”、曰“细”、曰“全”。“新”在独出创见，“细”在梳理考辩，“全”在总揽文献。可以说，魏宏远先生的《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王世贞生平、思想、著述及相关文献史料的一部力作，允当置诸案头，精读细品。
　　（《王世贞文学与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3 月出版，定价：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