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11 月11 日，在慕尼黑机场，我收到社里的消息：《恽敬集》获得第17 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自2007 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以来，我担任过不少好书的责编，也获得过几次全国性奖项，但这次获奖，却可以说是最让我欣慰的一次，不为别的，只因为在它身上投入了太多心血。

　　客观地说，恽敬不是一个太有名的作家。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李白、杜甫等大家比起来，这个清代阳湖派的创始人，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在接手这部书稿之前，我对恽敬的了解也仅仅是文学史上那一点内容而已。而接手书稿之后，我开始对其人其书进行查考，并逐渐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介于经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在当时直至民国颇受重视的人物，而《恽敬集》主要资料来源《大云山房文稿》经多次翻刻、印刷，其版本情况也不那么简单。

　　《恽敬集》的主要整理者万陆先生，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已经年过七旬。这本书稿，是三十年前他在郭预衡先生身边求学、工作时，根据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需整理古籍书目选择整理的。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获得出版机会，从此深埋箱底。一直到若干年前，他与我社达成出版意向后，又请谢珊珊女士做了重新整理校改的工作，才将这一摞厚厚的稿件交到我手里。从稿件中，既看得出老先生在当年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一笔一画誊写抄录的认真，看得出稿纸都已发黄变脆的历史感，也难免有一些受当年条件局限而造成的遗憾。

　　由于审稿中的一些疑问，我向万陆先生借来了包括嘉庆二十年本、《四部丛刊》本等所有底本、校本的原件或复印件。（值得一提的是，老先生非但此时慨然应允，寄来一大箱资料，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原件，而且在之后整个出版过程中，始终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支持我的判断和尝试，这才有了如今这本《恽敬集》。）而经过比对，我愈来愈加深了对其主要校本“嘉庆二十年本”的疑问，盖其与作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实在太相似了，连刻误字都多有相同者，而《四部丛刊》却是影印的光绪十年覆刻同治八年本。但是，其卷首牌记确实清楚写着“嘉庆二十年武宁卢旬宣幼眉刻于南昌甲戌坊”，这是这么回事呢？为此，我又检索了《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工具书，以及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大云山房文稿》的馆藏信息，希望做进一步调查。作为一种始刻于嘉庆年间并曾有多次翻刻的文献，《大云山房文稿》并不是很稀见，两处都藏有好几个版本，而复旦所藏更多一些。因此，我便决定前往复旦图书馆古籍部，借阅各版本来仔细比对；为保险起见，还约了好友，也是我的一位作者，文献专业出身的郑幸博士一同前往，帮我掌掌眼。

　　我们调出复旦藏嘉庆二十年本，却感觉跟手里的校本似乎是一样的，行款牌记都一致，让我怀疑是否自己多心了。但最终，还是多亏郑幸火眼金睛，发现牌记中的“寧”字，校本作“甯”。原来，同治八年本是完全翻刻嘉庆二十年本的，连牌记形状、字体都一模一样地照搬，只有“甯”字为避道光讳而改，才显示出其朝代在后。事实上，非但万陆先生在这里搞错了，调查后我们发现不少图书馆都被牌记误导，将同治八年本著录成了嘉庆二十年本。在等待调书的过程中，我和负责帮忙找书的值班生聊了几句，知道他叫林振岳，正跟随吴格老师攻读古典文献学的硕士学位。他对文献非常熟悉，动作又快，为我们调书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确定原主要校本其实并非真正的嘉庆二十年本，而是同治八年本之后，我向社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出于古籍整理的学术要求，社领导立刻决定，应该增加复旦所藏真正的嘉庆二十年本作为校本。那么怎么校呢？万陆先生年逾古稀，又住在深圳，势必不能亲自到上海来做这一工作；而我自己除了《恽敬集》的审稿工作，手头还有若干种其他稿件在进程中，抛下这些专门去复旦做校勘，似乎也较困难。因此，我便想到了林振岳。当时的想法，是请他将嘉庆二十年本与底本校一遍而已，吴格老师的学生对此应该是能胜任无疑的。没想到的，是他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若干天后，振岳给我写来邮件，他经过系统摸索，发现恽敬《大云山房文稿》有五个版本，分别为：嘉庆十六年初刻本（仅初集），嘉庆二十年、二十一年原刻本，同治二年重刻本，同治八年重刻本（有光绪十年重印本，即为《四部丛刊》影印底本），光绪十四年重刻本。同时有三个批校本，分别为：陶文冲批点本、沈达卿批校本、王秉恩手批本（其中还记录大量清人校语）。其中如嘉庆十六年本作为最早的版本，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而此本在各图书馆网上目录均未登记，是振岳翻卡片才查到的。

　　这下事情可闹大了！增加了这样有价值的校本，再过录三个批点本内容的话，《恽敬集》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校点，变成汇校汇评，学术价值将获得大幅度提升。但这份工作却比原来设想的简单增加一个校本，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尽管振岳说，“发现《大云山房文稿》的版本情况如此有趣，自己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因此不在意署名和稿费，出于对学术的兴趣便愿意义务帮忙；但我想，是必须要给他与贡献相应的回报的。在跟社领导沟通后，我给万陆先生打去电话，详细说明情况，他毫不犹豫地同意邀请林振岳进行增校和集评的工作，并一再表示署名和稿费都听凭安排，只要有助于提高书稿质量就行。获得这样的首肯，我的工作也就有底气了。最后，我们决定将署名定为“万陆、谢珊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比较全面地反映各方所做的工作。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我和振岳频繁地就书稿情况交流沟通，或是我去复旦，或是他来社里，电话、邮件更是不知凡几。从过录批校的体例，到具体字句标点的讨论，再到商定附录内容等等。书稿的辑佚及附录部分，原来均为万陆先生当年手抄，有不少珍贵的资料；但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时代，毕竟信息获取比较艰难，因此仍有可补充的余地。期间，振岳获得学校推荐赴台湾交流两个月，便趁这段时间查补了传记、评论等颇多内容，并从台湾的图书馆找出不少大陆难得的资料。由于此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有严格的出版时间要求，为了不耽误进度，我请他将替换、增补的篇目都扫描或拍成照片后发邮件给我，由我将它们打印出来，再加整理、标点，这样便节约不少时间。

　　在附录的各家评论中，有一篇是朝鲜金正喜的《上权彝斋》，来自我的另一位作者兼好友刘奕博士，他对韩国的文献涉猎甚广，听说我在做恽敬的书稿，便主动提供了这份材料。此书出版后，刘奕还特地撰写了一篇学术含量很高的书评，我才知道原来他十年前便对恽敬感兴趣且细读过《大云山房文稿》，说来也是一段挺有趣的缘分吧。

　　由于切身体会到《大云山房文稿》版本情况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我向振岳提出，能否撰写一篇简单的版本介绍，与凡例放在一起，以便读者。谁知他再一次超额完成任务，给我交来一篇两万多字的版本考，将所有版本情况、来龙去脉完完整整梳理了一遍。这下可不能放在书前了，否则有头重脚轻之嫌。征得万陆先生同意后，我们干脆将附录分为两部分，《版本考》就作为附录一。不过，文章还是要改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里的任何一篇文字哪怕是附录，都不能轻率。好在，振岳的勤勉好学是没话说的。初稿交来，我给出意见后，他便拿回去改；改完拿来，我提交给二审，再给意见，再改；同时他还交给导师吴格老师过目，根据吴老师的意见再改。光是在我这里来来回回大约就不下七八次吧，振岳自己修改了多少回想必数不清了。最后的定稿和初稿相比，真仿佛生铁百炼成钢，篇幅缩小精炼了，条理却更清晰，行文更流畅，连负责质检的要求一向严格的老编审都给出了好评。

　　年轻的林振岳如此，年长的万陆先生同样认真。本书原是以他在八十年代发表于《江淮论坛》的论文《桐城派阳湖派歧异辨》为前言的，我跟他商量，建议补写一些文字，老先生一口答应，并且很快便寄来上千字工工整整手写的“补记”，详细介绍他与恽敬的渊源、此书三十年来的前因后果等，使序言有了一个更完满的结尾。

　　回看当时的审稿记录，初写于2012 年7 月，补录于2013 年3 月，整整五页纸，结尾写道：“虽然增加第三作者重新整理，确实增添了许多辛苦；但本稿经此处理，实为汇校汇评本，更具学术价值，庶几可更匹配《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品牌声望，也更不负所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现在通过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的肯定，我也愈加坚定了当时的想法。很庆幸遇见两位这样好的作者，共同完成一本好书。万陆先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而林振岳年纪还很轻，我期待他在学界绽放光彩的时刻。

　　（《恽敬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12 月出版，定价：88.00 元（精装）80.00 元（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