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猛先生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去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下简称《详考》）。这是一部作者历经多年研究的力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下简称《见在目》），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文典籍目录。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即公元9世纪后期。编撰者是藤原佐世（Fujiwara Sukeyo，847—898），是当时执掌日本朝政的藤原家族的一员。

　　由于此目录成书很早（相当于《隋书 · 经籍志》《旧唐书 · 经籍志》之间），又是流传到海外的汉文典籍书目，所以在日本的古代文化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都颇受关注。关于此目录的成书年代，撰者的生平，目录的性质，流传的文本，以及著录的典籍等等，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

　　孙猛先生对此目录做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该书的主要成果，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资料的收集丰富。

　　《见在目》所著录的典籍，据孙猛先生考定为“一千五百七十九部”（见《详考》，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所列页数，概见此书）。其中有“四百六十七部”为《隋书 · 经籍志》《旧唐书 · 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不载（第9 页）。各种书下，此《详考》大致包括“书名”“著录”“存佚”“著者”“考证”“流布”“参考”等部分。在“考证”“流布”“参考”等部分，收录了大量中国和日本学者对于有关典籍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有关的论争意见，为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详考》所收的资料丰富，不仅有古代文献的记载，有近当代考古和出土文物的成果，还关注到海外的文献。尤其是有关日本学者研究的资料，弥补了我国国内有关目录相对的欠缺。中国古代典籍流传海外，官方的通道，多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代表性经典。经部的《尚书》《论语》《孝经》，史部《史记》《汉书》以及有关刑律的典籍，子部的《老子》《庄子》，集部的《文选》等，这些在国内外都有研究的典籍，《详考》吸取前人的成果，介绍详尽，在此毋庸多言。而从民间流传到海外的汉文书籍，多是和衣食住行有实际关系的，如医学、食品、舆地，还有古代广被民众信奉的占卜、风水、宗教等方面的著述。这些著述，从传统观念看来，多“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有关的记载较少，散见于各种文献，要系统地收罗资料，判清流别，相对困难。而这正是《详考》的作者花费了精力之处。

　　比如对于医方类，各种有关古代医学，包括《本草》、针灸、养生等的资料，涉及医学、农业、科技、法律，甚至占卜、风水等不同领域，收集不易。在此，以《黄帝甲乙经》（《详考》编号1179 种）这样一部不能说广为大众所知的书为例，来看看作者资料收集的特色。

　　该书与《本草》一起，在唐代就被列为官方太医署必修的医书之一（见《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条下：“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医博士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影印《四库全书》本）。

　　在此书条下，作者首先罗列了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来，有关的各种资料，指出：著者为晋朝的皇甫谧（即《帝王世纪》的作者。见该书第628 页）。

　　收录了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的有关引述，宋代熙宁二年刊本林亿《新校正序》、明正统丁巳二年刊本的《针灸甲乙经》等有关的文本资料。

　　探索了日本内阁文库现存的残抄明正统二年本，清乾隆三十六年休宁戴震校订的蓝格抄本、近年发现的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残页等仅存的抄本状况。

　　列举了明万历二十九年王肯堂《古今医脉正统全书》以降，直到近年世界各地各种刊印本的著录、研究状况。

　　在考察中，还注意到在其他领域，如隋萧吉《五行大义》（按：此书也存于日本，近年有学者已经整理出版，见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日本飞鸟时代（约6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养老令》，奈良时代（相当于8 世纪）《续日本纪》等其他不同领域著述中的相关记载。

　　又吸收了惟宗直本《令集解》，近人三浦周行、泷川政次郎等古今法制史专家研究的成果。并根据近人日本篠原孝市的《甲乙经总说》等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古代医学从经络、穴位的理念出发，从《针经》《素问》发展到《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再发展到系统的针灸治疗方法的展开过程。认为：“此书乃最早以经脉学为主体并将针灸学理论与俞穴学相结合的专著。”（第1621 页）

　　这样，明确了该书的作者，书籍的内容、历史上纵向承袭、国际间横向传布，展开到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汇为一编，形成了比较完全的资料系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其他之书，也大致如此。这样，就使读者不是仅仅停留在支离破碎的资料层面，而能放眼全局，触类旁通，网络状地理解、使用这些资料。

　　由此可见，《详考》不仅对于一般的文史研究者，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传统民俗、宗教史、法制史等研究者也都有参考价值。

　　其次，史实的考证翔实。

　　全书篇幅宏大，考证的成果所在多有，笔者无法一一详述，寡见所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现存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文本的考究。

　　现存《见在目》最早的文本，是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室生寺本。流传的传抄本有四十种左右（见《详考》“资料篇”所载《室生寺本藏书题跋》。又，据孙猛先生见告，有关文本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中安真理所做）。《详考》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和现实的调查，将这些文本分为三大类。进而考证了从1851年（日本孝明天皇嘉永四年）《续群书类丛》本以来，到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日本保存会影印室生本，再到1973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等文本的刊刻流传概况（见该书《前言》第6—7页），对《见在目》进行了校勘、考订，辨析了文本的源流，纠正了流行传本的错误，提供了堪称目前最为准确的文本。

　　第二，对于撰著者藤原佐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见《研究篇》所收《藤原佐世生平事迹考释》，第2105—2139页）。与此相关，考证了《见在目》的成书年代。在此之前，对于《见在目》成书的年代，主要有四种说法：1. 公元859—876年间；2. 891年以前；3. 889—897年间；4. 891年以后（见第2165—2166页）。孙猛先生对上述说法的根据，逐一地进行了细密慎重的分析推理，推定此《见在目》最终成书、上呈，是在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唐昭宗天顺二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间，三月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四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这三个时间段的某一个时间段（第2174页）。这是一个新的见解。比前人所说，时间范围更为限定。

　　第三，对于书目的性质做了判断。提出了如下见解：该书不仅是当时日本“见在”的书目，而且应该是包括了一些在此之前传到日本、当时已经散佚汉文典籍的目录。并指出，这是反映大约8世纪以前流传到日本汉文典籍的目录（第2189 页）。

　　第四，对于具体典籍的个案考证，所在多有，这里想重点提一下和“丝绸之路”、敦煌文献有关的研究。《详考》对《千字文》（386 页以降）这篇幅不大，流传甚广，涉及多方、问题不少的作品，进行了考证，重点是对于所谓“次韵”问题。《详考》列举了至今为止的三种主要不同说法：1. 梁武帝命周兴嗣次钟繇书破碑韵，2. 梁武帝命殷铁石集王羲之千字，命周周兴嗣编为韵文；3. 混“钟、王”二家之字，周兴嗣选千字而编为韵文。

　　根据所得的两条决定性证据，认为是“初钟繇撰《千字文》，王羲之书之”，梁武帝喜爱钟、王之字，但当时钟繇所书碑只有残片，于是命殷铁石收集王羲之之字，由周兴嗣编韵。（第389—388 页）这样的结论，可供教育、书法、南北史研究者参考。

　　而笔者要提出的是，孙猛先生研究的视野，涉及文明交流的问题。《千字文》在中国，是千年来学子基础教育的文本，有关字迹是书法界关注的焦点，在日本多有研究者（如小川环树的《千字文》），而在敦煌文书中多有见之（敦煌本《雜》P.2721a）。孙猛先生认为：“敦煌遗书跟《见在目》、日本佚存汉籍之间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关系，使人想到对汉籍东传的意义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交流的高度来理解。”“今日，当我们研究汉籍东传之际，把‘沙漠丝路’上的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通过‘海上丝路’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时空超越，一幅地球格局的人类交流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生动而壮观，纵横览之，不禁令人感动不已！”（2164 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文史通义》）。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的版本、校勘功力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确确实实地从具体典籍的个案进行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进行缜密的思考和推断。《详考》在这方面出色的成绩，和当前有些所谓“文献学”的著作，编写的“提要”、只会抄书、写个内容提要，拘泥狭隘之域的水平，发现近代教育家陈宝泉—评整理本︽退思斋诗文存︾唐　舰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显现了作者的功力。

　　再次，见识的精到谨严。

　　学贵有识。没有见识，就无所谓学术。

　　对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对于一度在中国学界议论纷纷的《归藏》一书。

　　该书作为“易”的一种，据《周礼·春官·太伯太卜》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是三种“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也就是传说，在夏、商、周三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易”。“易”最初当就是古代的一种占卜方式。当然《周礼》这部书，本身就有着各种说法。“上自河间献王，于诸经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四库总目提要》“周礼”）所说也只能是参考。《周礼》所述，乃是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一种看法。

　　后世有不少学者探讨《连山》、《归藏》的形态，如宋代人罗泌《路史 · 发挥》。直到近代，都不乏有论者，如高明《连山归藏考》（《制言》第49 期，1939 年）。

　　近年，因为在荆州王家台的考古发现，有秦简“易占”类残简，编号的有一百六十四支.，未编号的残简二百三十支，共计三百九十四支，总字数约四千余字。其中有“归妹”“大壮”、“蹇”、“临”等的卦名（见《文物》杂志，1995 年第1 期）。更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那就是《归藏》（见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 年第1 期）这可以再探讨。

　　这方面，《详考》在罗列了各种资料后，对于现在一些流行的观点，保持了冷静的态度，认为要视之为《归藏》“终嫌证据不足，不能断其必然”，“似不必强为之解”。（第31 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所谓见识，并非一定表现为提出耸人听闻的“高论”，更非故作新奇古怪，哗众取宠。见识是在纷杂的现象中，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尽可能地指出事物的真相。过犹不及，在未能达到定论地步时，不随波逐流，理性地坚持底线，存疑待考。坚持对真实的追求，坚持理性的判断，是学术见识的灵魂所在。这方面，孙猛先生在《详考》中，显现了自己谨严而精到的见识。

　　当然，本书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推敲探讨。比如，根据《见在目》收录的书籍数量，对比《隋志》、新旧《唐志》，认为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的一半的汉籍已经东传到了日本”。（第2140页）此说并非始于《详考》，其他学者也曾提出。对此，笔者曾在以前的学术研讨会上，和有关的师友、学者讨论过。笔者认为，此说似可再斟酌。（《隋志》多据阮孝绪《七录》，《唐志》多据毋煚《古今书录》，所著录的书籍总数约三千多种。《隋志》，《唐志》，并非全国书籍总数。（可参见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第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又陈登原《古今图书聚散考》第172页，上海书店，1983年）

　　此外，从整部书收集的资料和考证看，与唐宋以前有关资料收罗的详密性相比，对明清时代的资料和研究，略显逊色。如《孝经》部分，对于清末曹元弼的《孝经学》，似可再介绍。

　　总之，这部著作，显现了作者认真执着的学术态度、厚重踏实的学术功力、缜密细致的分析能力和求实深到的见识。孙猛先生的这部著作，堪称迄今为止有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最有学术分量之作。

　　该书的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9 月出版。全书上中下三卷，分为本文、考证、研究、资料（包括有关文本的题识、有关研究文献和论文目录）、附录（包括书名和编著者的索引）等部分。装帧端雅大气，用料考究。编辑和出版社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显现了出版者对于学术著作出版的良苦匠心。

　　和孙猛兄相交近四十年了，1978年秋，我们同时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当时，文教领域，百废待兴，我国尚未建立“硕士”、“博士”等级性的体制，是“文革”后第一届文献学的研究生。我们同师同窗，通家相交，投身学海，努力搏击，在当时，颇有“中流击水”的情怀。后来他前往深圳大学，又转往日本。相互之间，虽说生活路途不同，但交往不绝。彼此都不失初衷，致力学术。历经多年沧桑，收到他惠赠的大著，看到他多年心血，得以问世，可谓对学术人生有所交代，钦佩之余，颇感欣慰。聊以此文，谨表敬贺。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全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8 月出版，定价：8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