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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 发布时间:2016-10-28 8:45:12   作者:李 庆  

  孙猛先生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去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下简称《详考》)。这是一部作者历经多年研究的力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下简称《见在目》),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文典籍目录。一般认为,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即公元9世纪后期。编撰者是藤原佐世(Fujiwara Sukeyo,847898),是当时执掌日本朝政的藤原家族的一员。

  由于此目录成书很早(相当于《隋书 · 经籍志》《旧唐书 · 经籍志》之间),又是流传到海外的汉文典籍书目,所以在日本的古代文化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都颇受关注。关于此目录的成书年代,撰者的生平,目录的性质,流传的文本,以及著录的典籍等等,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

  孙猛先生对此目录做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该书的主要成果,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资料的收集丰富。

  《见在目》所著录的典籍,据孙猛先生考定为“一千五百七十九部”(见《详考》,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所列页数,概见此书)。其中有“四百六十七部”为《隋书 · 经籍志》《旧唐书 · 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不载(第9 页)。各种书下,此《详考》大致包括“书名”“著录”“存佚”“著者”“考证”“流布”“参考”等部分。在“考证”“流布”“参考”等部分,收录了大量中国和日本学者对于有关典籍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有关的论争意见,为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详考》所收的资料丰富,不仅有古代文献的记载,有近当代考古和出土文物的成果,还关注到海外的文献。尤其是有关日本学者研究的资料,弥补了我国国内有关目录相对的欠缺。中国古代典籍流传海外,官方的通道,多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代表性经典。经部的《尚书》《论语》《孝经》,史部《史记》《汉书》以及有关刑律的典籍,子部的《老子》《庄子》,集部的《文选》等,这些在国内外都有研究的典籍,《详考》吸取前人的成果,介绍详尽,在此毋庸多言。而从民间流传到海外的汉文书籍,多是和衣食住行有实际关系的,如医学、食品、舆地,还有古代广被民众信奉的占卜、风水、宗教等方面的著述。这些著述,从传统观念看来,多“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有关的记载较少,散见于各种文献,要系统地收罗资料,判清流别,相对困难。而这正是《详考》的作者花费了精力之处。

  比如对于医方类,各种有关古代医学,包括《本草》、针灸、养生等的资料,涉及医学、农业、科技、法律,甚至占卜、风水等不同领域,收集不易。在此,以《黄帝甲乙经》(《详考》编号1179 种)这样一部不能说广为大众所知的书为例,来看看作者资料收集的特色。

  该书与《本草》一起,在唐代就被列为官方太医署必修的医书之一(见《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条下:“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医博士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影印《四库全书》本)。

  在此书条下,作者首先罗列了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来,有关的各种资料,指出:著者为晋朝的皇甫谧(即《帝王世纪》的作者。见该书第628 页)。

  收录了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的有关引述,宋代熙宁二年刊本林亿《新校正序》、明正统丁巳二年刊本的《针灸甲乙经》等有关的文本资料。

  探索了日本内阁文库现存的残抄明正统二年本,清乾隆三十六年休宁戴震校订的蓝格抄本、近年发现的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残页等仅存的抄本状况。

  列举了明万历二十九年王肯堂《古今医脉正统全书》以降,直到近年世界各地各种刊印本的著录、研究状况。

  在考察中,还注意到在其他领域,如隋萧吉《五行大义》(按:此书也存于日本,近年有学者已经整理出版,见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日本飞鸟时代(约6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养老令》,奈良时代(相当于8 世纪)《续日本纪》等其他不同领域著述中的相关记载。

  又吸收了惟宗直本《令集解》,近人三浦周行、泷川政次郎等古今法制史专家研究的成果。并根据近人日本篠原孝市的《甲乙经总说》等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古代医学从经络、穴位的理念出发,从《针经》《素问》发展到《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再发展到系统的针灸治疗方法的展开过程。认为:“此书乃最早以经脉学为主体并将针灸学理论与俞穴学相结合的专著。”(第1621 页)

  这样,明确了该书的作者,书籍的内容、历史上纵向承袭、国际间横向传布,展开到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汇为一编,形成了比较完全的资料系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其他之书,也大致如此。这样,就使读者不是仅仅停留在支离破碎的资料层面,而能放眼全局,触类旁通,网络状地理解、使用这些资料。

  由此可见,《详考》不仅对于一般的文史研究者,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传统民俗、宗教史、法制史等研究者也都有参考价值。

  其次,史实的考证翔实。

  全书篇幅宏大,考证的成果所在多有,笔者无法一一详述,寡见所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现存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文本的考究。

  现存《见在目》最早的文本,是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室生寺本。流传的传抄本有四十种左右(见《详考》“资料篇”所载《室生寺本藏书题跋》。又,据孙猛先生见告,有关文本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中安真理所做)。《详考》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和现实的调查,将这些文本分为三大类。进而考证了从1851年(日本孝明天皇嘉永四年)《续群书类丛》本以来,到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日本保存会影印室生本,再到1973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等文本的刊刻流传概况(见该书《前言》第6—7页),对《见在目》进行了校勘、考订,辨析了文本的源流,纠正了流行传本的错误,提供了堪称目前最为准确的文本。

  第二,对于撰著者藤原佐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见《研究篇》所收《藤原佐世生平事迹考释》,第2105—2139页)。与此相关,考证了《见在目》的成书年代。在此之前,对于《见在目》成书的年代,主要有四种说法:1. 公元859—876年间;2. 891年以前;3. 889—897年间;4. 891年以后(见第2165—2166页)。孙猛先生对上述说法的根据,逐一地进行了细密慎重的分析推理,推定此《见在目》最终成书、上呈,是在宽平三年(公元891年唐昭宗天顺二年)“三月九日至四月十日之间,三月九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四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之间”这三个时间段的某一个时间段(第2174页)。这是一个新的见解。比前人所说,时间范围更为限定。

  第三,对于书目的性质做了判断。提出了如下见解:该书不仅是当时日本“见在”的书目,而且应该是包括了一些在此之前传到日本、当时已经散佚汉文典籍的目录。并指出,这是反映大约8世纪以前流传到日本汉文典籍的目录(第2189 页)。

  第四,对于具体典籍的个案考证,所在多有,这里想重点提一下和“丝绸之路”、敦煌文献有关的研究。《详考》对《千字文》(386 页以降)这篇幅不大,流传甚广,涉及多方、问题不少的作品,进行了考证,重点是对于所谓“次韵”问题。《详考》列举了至今为止的三种主要不同说法:1. 梁武帝命周兴嗣次钟繇书破碑韵,2. 梁武帝命殷铁石集王羲之千字,命周周兴嗣编为韵文;3. 混“钟、王”二家之字,周兴嗣选千字而编为韵文。

  根据所得的两条决定性证据,认为是“初钟繇撰《千字文》,王羲之书之”,梁武帝喜爱钟、王之字,但当时钟繇所书碑只有残片,于是命殷铁石收集王羲之之字,由周兴嗣编韵。(第389—388 页)这样的结论,可供教育、书法、南北史研究者参考。

  而笔者要提出的是,孙猛先生研究的视野,涉及文明交流的问题。《千字文》在中国,是千年来学子基础教育的文本,有关字迹是书法界关注的焦点,在日本多有研究者(如小川环树的《千字文》),而在敦煌文书中多有见之(敦煌本《雜》P.2721a)。孙猛先生认为:“敦煌遗书跟《见在目》、日本佚存汉籍之间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关系,使人想到对汉籍东传的意义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交流的高度来理解。”“今日,当我们研究汉籍东传之际,把‘沙漠丝路’上的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通过‘海上丝路’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时空超越,一幅地球格局的人类交流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生动而壮观,纵横览之,不禁令人感动不已!”(2164 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文史通义》)。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的版本、校勘功力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确确实实地从具体典籍的个案进行研究,需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进行缜密的思考和推断。《详考》在这方面出色的成绩,和当前有些所谓“文献学”的著作,编写的“提要”、只会抄书、写个内容提要,拘泥狭隘之域的水平,发现近代教育家陈宝泉—评整理本︽退思斋诗文存︾唐 舰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显现了作者的功力。

  再次,见识的精到谨严。

  学贵有识。没有见识,就无所谓学术。

  对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作者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对于一度在中国学界议论纷纷的《归藏》一书。

  该书作为“易”的一种,据《周礼·春官·太伯太卜》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是三种“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也就是传说,在夏、商、周三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易”。“易”最初当就是古代的一种占卜方式。当然《周礼》这部书,本身就有着各种说法。“上自河间献王,于诸经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四库总目提要》“周礼”)所说也只能是参考。《周礼》所述,乃是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一种看法。

  后世有不少学者探讨《连山》、《归藏》的形态,如宋代人罗泌《路史 · 发挥》。直到近代,都不乏有论者,如高明《连山归藏考》(《制言》第49 期,1939 年)。

  近年,因为在荆州王家台的考古发现,有秦简“易占”类残简,编号的有一百六十四支.,未编号的残简二百三十支,共计三百九十四支,总字数约四千余字。其中有“归妹”“大壮”、“蹇”、“临”等的卦名(见《文物》杂志,1995 年第1 期)。更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那就是《归藏》(见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 年第1 期)这可以再探讨。

  这方面,《详考》在罗列了各种资料后,对于现在一些流行的观点,保持了冷静的态度,认为要视之为《归藏》“终嫌证据不足,不能断其必然”,“似不必强为之解”。(第31 页)这是很有见地的。

  所谓见识,并非一定表现为提出耸人听闻的“高论”,更非故作新奇古怪,哗众取宠。见识是在纷杂的现象中,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尽可能地指出事物的真相。过犹不及,在未能达到定论地步时,不随波逐流,理性地坚持底线,存疑待考。坚持对真实的追求,坚持理性的判断,是学术见识的灵魂所在。这方面,孙猛先生在《详考》中,显现了自己谨严而精到的见识。

  当然,本书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推敲探讨。比如,根据《见在目》收录的书籍数量,对比《隋志》、新旧《唐志》,认为在“九世纪以前,中国的一半的汉籍已经东传到了日本”。(第2140页)此说并非始于《详考》,其他学者也曾提出。对此,笔者曾在以前的学术研讨会上,和有关的师友、学者讨论过。笔者认为,此说似可再斟酌。(《隋志》多据阮孝绪《七录》,《唐志》多据毋煚《古今书录》,所著录的书籍总数约三千多种。《隋志》,《唐志》,并非全国书籍总数。(可参见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第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又陈登原《古今图书聚散考》第172页,上海书店,1983年)

  此外,从整部书收集的资料和考证看,与唐宋以前有关资料收罗的详密性相比,对明清时代的资料和研究,略显逊色。如《孝经》部分,对于清末曹元弼的《孝经学》,似可再介绍。

  总之,这部著作,显现了作者认真执着的学术态度、厚重踏实的学术功力、缜密细致的分析能力和求实深到的见识。孙猛先生的这部著作,堪称迄今为止有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最有学术分量之作。

  该书的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9 月出版。全书上中下三卷,分为本文、考证、研究、资料(包括有关文本的题识、有关研究文献和论文目录)、附录(包括书名和编著者的索引)等部分。装帧端雅大气,用料考究。编辑和出版社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显现了出版者对于学术著作出版的良苦匠心。

  和孙猛兄相交近四十年了,1978年秋,我们同时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当时,文教领域,百废待兴,我国尚未建立“硕士”、“博士”等级性的体制,是“文革”后第一届文献学的研究生。我们同师同窗,通家相交,投身学海,努力搏击,在当时,颇有“中流击水”的情怀。后来他前往深圳大学,又转往日本。相互之间,虽说生活路途不同,但交往不绝。彼此都不失初衷,致力学术。历经多年沧桑,收到他惠赠的大著,看到他多年心血,得以问世,可谓对学术人生有所交代,钦佩之余,颇感欣慰。聊以此文,谨表敬贺。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全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8 月出版,定价:800.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