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唐代长安胜迹的专题传世文献较少，主要有唐韦述的《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元李好文《长安志图》等。其中《长安志》和《长安志图》明代以来合刊出版，名曰《长安志·长安志图》。

　　《长安志》二十卷，是研究中国历史上长安城的建置沿革、城市布局、构造和形制以及所属各县历史变迁、地理位置、古迹遗址等要素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此书成于北宋神宗熙宁八九年（1075—1076）之间，是宋代著名学者宋敏求撰述的，也是古长安（今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书，清代四库馆臣评述此书，谓：“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西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细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尝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四库全书总目》之“长安志”条）在现存宋代方志中，《长安志》成书时间较早。与唐代以来的州郡图经相比，《长安志》突出体现了宋代新型方志的两大特色：一是侧重历史古迹，二是文化性明显增强。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仁宗庆历（1041—1048）以来学术风尚的变化，引发人们探索古代器物、历史遗迹和各地历史文化的欲望。因此，宋敏求的《长安志》和先此所撰《河南志》，俱以侧重记述往古“兴废迁徙”之迹而著称于时（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显而易见，宋敏求此书对研究宋代以前特别是周、秦、汉、唐时期的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和历史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传世《长安志》版本，以明成化四年（1468）孟秋陕西合阳书堂刻本最早。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西安知府李经重刻此书，也有印本存世。相互对比可知，这两部明刻本应当出自同一元刻祖本。成化本和嘉靖本在清代都很稀见，读者多凭传写，以致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陕西巡抚毕沅再次校刊时，也只能依据辗转出自成化本的一部抄本。与毕沅刊刻此书约略同时，清廷亦将其校勘收入《四库全书》。毕沅刻本随后汇入所纂辑经训堂丛书，亦称经训堂本（或以毕氏斋号称为灵岩山馆刻本），世间传布较广，清人始获通行读本。此本复有清末王先谦重刻本和民国二十年长安县志局铅字排印本，流行更为普遍。因当今所传各种《长安志》版本都是与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合刻的，所以，讨论《长安志》的版本问题，也应当将《长安志图》放在一起。

　　《长安志图》三卷，元代陕西诸道行台治书侍御史李好文，于元顺帝至正二年（1341）九月编著地图三卷，并辅以文字记述，“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长安志图》卷首李好文序）。此《长安志图》撰成之后，一直如李氏所愿，附着于《长安志》书前以传。唯有清人修《四库全书》时，馆臣暗昧，妄加揣测，误以为是书本名应为《长安图记》，并谓“好文是书，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为一，世次紊越”，硬行将其拆分为两书，“各著于录”（《四库全书总目》之“长安志图”条）。这种做法，明显违背李好文的本意，理应予以更正。现存两部成化本都佚失了《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渠堰因革下》首页，而嘉靖本此页保存完好。但现存国家图书馆的传世嘉靖本《长安志图》错讹更多。

　　《长安志》与《长安志图》两书作为研究唐代长安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前却缺乏精良的点校本，仅有中华书局早年依据毕沅刻本影印的《宋元方志丛刊》本作为常用版本，殊多差误，亟待更正，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沿袭了毕刻本《长安志》的许多错讹，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为了促进相关研究的开展，学界一直以来都期望有人能整理出一个较为完善的《长安志》和《长安志图》来，为研究者提供参考。根据前述情况，辛德勇、郎洁两位学者以毕刻本为底本，主要依据成化本、嘉靖本、四库本，适当参校其他印本、抄本和《类编长安志》等文献，经数年时间，将重新的标点校勘的《长安志·长安志图》交付三秦出版社出版，可谓嘉惠学界。

　　这部新校本《长安志·长安志图》除了更正明显的文字错讹外，还订正了多处比较严重的错讹，尤其该书是在记述唐长安城东南角几个里坊时，把朱雀街亦即所谓“天门大街”西侧通化坊里面的设置，错误地系联在敦化坊下，给唐长安城研究造成很大麻烦。新的点校本对此类差误均一一订正，并作出考辨。但是，金无足赤。《长安志》卷六记述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十余步，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五百步”之文有漏校，因为其他史料，诸如《唐六典》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然而，所谓“考证万端归至是，辞华一字必精纯”，《长安志·长安志图》点校本的出版发行，应当是古籍整理工作的精纯之篇。

　　（《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