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顾炎武编撰《肇域志》费“二十余年之苦心”，整理出版此书亦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曲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书荒已经解除，在那个经济至上、全民经商的年代，传统文化的学术书籍出版陷入了低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度受大气候影响而举步维艰。本文作者蒋维崧老师为此书责任编辑，他详细记录了《肇域志》从立项到整理到出版的一路艰辛，并强调了“锲而不舍、不懈追求”的精神对大型选题的重要意义。

　　一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久为学界传诵，影响深远。但是他积二十余年精力编纂的全国地理总志《肇域志》却在身后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未能刊刻流传，而且书稿抄本辗转多人之手，渐有散佚损失。因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序言中提到自己“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必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又在康熙元年（1662）致友人的书信中讲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记》（即《肇域志》）”，故世人得知顾炎武还有一部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相类的著作《肇域志》。但在清代的技术条件下，稿本的部头既大而复抄本又少，私家藏有者视同拱璧，秘不示人，故真正得阅者极少，遑论研究者了。所以即使如对顾炎武思想深有研究的当代著名学者赵俪生（1917-2007）先生也只是闻《肇域志》之名而未见其书。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谭其骧（1911-1992）先生深知顾炎武学术见解高超，《肇域志》必然保存今已佚失或不易得见的明代国计民生史料，从中必可窥见顾氏的学术门径与人文关怀，所以多次呼吁整理出版《肇域志》。文革之前，复旦大学吴杰先生曾对上海图书馆所藏《肇域志》作过标点整理（未作校勘），但未完成全帙。吴先生曾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接洽过出版事宜，文革爆发后，此事自然就无疾而终。文革结束，随着改革开放大业的蓬勃发展，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投入逐年增大，尤其是李一氓（1903-1990）先生出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简称规划办）之长后，谭其骧先生多次向一氓先生吁请财政拨款资助整理出版《肇域志》。一氓先生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参加过创造社，文化学养深厚，其著《一氓书缘》反映了他对中国典籍的识见。1982 年3 月，李老主持的规划办批准了《肇域志》整理工作立项，一次性资助起动资金四万元。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物价水平而言，四万元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这使谭先生等十分鼓舞。于是，以谭先生领衔，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文楚、葛剑雄等研究人员为主体，并吸收《肇域志》抄本云南省藏家云南大学朱惠荣等人参加的整理队伍组建起来了，并于198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肇域志》整理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郭群一参加了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上海图书馆藏《肇域志》为底本（简称沪本），以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简称滇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简称川本）为参校本，上海和云南分工起动整理工作。

　　然而，当工作正式开展不久就发现了难题。主要是选用沪本作底本是不妥当的。沪本是清人汪士铎假顾炎武名义，对《肇域志》据己意作了分类改编，又将原书顾氏的眉批、夹注、旁注插入正文，不尽允当处甚多，失却了顾炎武手稿的原貌，因此是不能用为底本的，只能作为参校本择善备考。川本与滇本属一个系统，但川本漫漶残缺过甚，两相比对，选用滇本为底本比较适宜。另外，上海、云南两地人员对顾氏原文的分段、标点，整理出校的标准、详略、写法等的理解、掌握不尽统一。于是，事隔半年，1982 年10 月，在昆明又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

　　本次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是：（一） 改用滇本为工作底本；（二） 由于《肇域志》是未经顾炎武本人审定的稿本，又经转抄，错谬较多，为了保证整理本的质量，决定对明显的错失，通过其他相关史籍进行他校；（三）调整了上海与云南承担的工作任务，以原稿四十册分配，上海承担了二十五册（62.5%），云南承担了十五册（37.5%）；（四） 通过了标点分段和校勘体例；（五） 约定于1983年10月前，双方各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再开会讨论。

　　这里需要对作出他校决定的必要性多说几句。因为《肇域志》是未定手稿，不仅各府州县内容多寡悬殊，有的未经考订，尚多纰漏，而且转抄过程中鲁鱼豕亥，不能读通。为了保证质量，不以讹传讹，决定通过他校，订正明显的错失是必不可少的举措。承担主要整理任务的复旦历史地理所的团队，多年专注于中国政区沿革地理、自然人文地理的研究，在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搜罗了大量历代方志的善本、孤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库，已有能力、有底气对《肇域志》进行他校。以后的事情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1983年10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工作会议。本次会议审核了沪滇双方各自完成的三分之一点校稿，发现点校体例仍不够统一，校记写法与详略差别甚大，有的还有错漏，因而再次起草了一份更为明确、详细，附有实例的体例，要求双方对完成稿覆核修改。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张忱石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对《肇域志》中大量的抄于天头、页边或正文内的小号字眉批、夹注、旁注，提出了处理办法。这本是谭先生深感棘手的问题，张忱石提出写明眉批或夹注或旁注，以六角括号标示，并以小于正文的字体插入文内相应段落。这是张先生以其丰富的编辑经验提炼而出的高明的解决办法，得到谭先生与其他点校者的一致赞同。这样做既保持了顾炎武的原意，又便于读者阅读理解，版面效果也很好。故王文楚先生在《肇域志》的出版后记中称赞张先生“在整理点校的编排和格式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具有开创之功”，确非溢美之辞。本次会议要求沪滇双方于1984年底基本完成整理工作。为此，双方都增加了参与人手，沪方增加了胡菊兴、周振鹤等五位，滇方增加了李自强等二位。

　　1985 年4 月，在昆明召开了第四次工作会议。张忱石再次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王文楚负责复旦的二十五册，朱惠荣负责昆明的十五册覆校定稿。同时要求各点校者提供《肇域志》各种本子优劣的具体例证，供谭其骧撰写前言时选择举证。会议决定于1985 年底完成全部整理工作，向中华书局交稿。

　　可是，会议决定的任务完成日期目标没有达到。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对整理工作的困难认识不足。尤其是当原稿各本出现舛误而不能读通不得不依靠他校解决问题时，所耗费的精力大大超出预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文献的数字化刚刚起步，查找书证进行他校时，还只能依仗个人学养记忆，手工逐页逐行翻检。对今天电子检索已很发达的学者来说，这种艰辛是难以体味的。同时又因为《肇域志》原稿取材的多样复杂，整理过程中随着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不得不对前定体例与原则有所补充、调整乃至更改。再加上参加整理工作的都是学校教学、科研的双肩挑人员，都有多重的繁忙工作，而且，人员分处上海、昆明两地，联系不便，等等，这些，都对工作全部完成有所影响。相对来说，复旦方面进度比较理想，仅迟一年，即在1986年完成了全部二十五册的整理任务，而云南方面，迟至1994年8月尚有广东部分的二册未能落实点校者而不得不请复旦另外物色作者。所以，当全部工作完成，向出版社交齐稿子，至少已在1996年底了。

　　二

　　前文提及，文革之前，中华上编已与吴杰先生有过标点出版《肇域志》的协议。1982年3 月，得知《肇域志》已被国家古籍规划办批准立项，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响应，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1982年4月在上海召开《肇域志》第一次整理工作会议时，主持工作的社领导包敬第不失时机地派出第二编辑室主任郭群一参加会议，参与了初步的整理方案的讨论，表现出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对大型经典项目整理出版的高度敏感性和强烈的追求志趣。虽然后来《肇域志》的整理方案有所更改（即改以滇本为底本），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推动《肇域志》立项及实施方面确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包敬第等前辈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多年来不断向规划办李一氓先生陈述《肇域志》整理工作的渊源及本社承担这一任务的愿望与具备的有利条件。考虑到《肇域志》整理的难度，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同处一城，沟通便捷，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有成熟的编辑队伍与整理大项古籍项目的经验，1986 年10 月，李一氓先生代表规划办批准，《肇域志》移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0年，李一氓先生谢世；1992年，谭其骧先生谢世。两位对《肇域志》整理出版工作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相继离世当然会影响、延缓整理工作的进展。可是更为严峻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书荒已经解除，在那个经济至上、全民经商的年代，传统文化的学术书籍出版陷入了低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度受大气候影响而举步维艰。《肇域志》虽已交稿到社，但出版的步伐却无奈地停顿了下来。一部三百多万字的古籍整理稿，没有任何经济补贴支撑，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内一个编辑室独立承担成本核算以及营销盈亏是难度不小的事情。

　　2000 年，张晓敏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分管二编室（历史）、四编室（敦煌文献）的领导工作。他是学历史出身的编辑，感觉敏锐，协调能力很强。次年，他在社长王兴康、总编赵昌平的支持下，果断地把《肇域志》四十册原稿从二编室转至四编室，承诺实行政策倾斜，由社里负责盈亏，并安排蒋维崧、郭子建、李震宇担任责任编辑，将已停顿四年的审稿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争取三年内完成出书大业。

　　蒋维崧、郭子建、李震宇三人作了初步分工。蒋维崧从第一册南直隶部分起步，郭子建从第八册到第十一册山东、辽东部分开始，李震宇从第三十二、三十三册浙江部分入手。原设想郭、李二位完成后再做其他部分审读。始料未及的是郭、李二位后来忙于他事，均无暇顾及，只能由蒋维崧一人包揽到底，实在是骑虎难下，勉为其难的事。由于《肇域志》本身就是顾炎武自称的“未为定稿，仅有长编”，其中缺陷比比皆是，所以编辑不仅工作量大，难度也高。从2001年编辑开始审读，到2003 年中发稿，责任编辑整整花了两年半时间审稿。2003年排出校样后又耗时一年余读样，至2004 年4月《肇域志》出版，其间甘苦一言难尽。现略缀数语，缕述于下：

　　《肇域志》原稿问题丛脞，不必多说。即就复旦与云南两家的整理成果而言，虽说从1982 年项目起动到1996 年交稿齐全已历十五个春秋，可谓旷日持久，但两家水平不一，所下工夫大小有异，故整理稿质量参差不齐。编辑审稿过程中遭遇整理者出他校时同样的困难。因明显的舛误，标点句读不知下在何处，便是很费周章的事。有的疏漏当出他校而未校者，编辑则勉力为之补校，全书编辑所补他校亦有五百余条之多。当然，尚有许多编辑受学力所限未能解决的疑难，则统一出签条，留待“总其成”的王文楚先生来社时面商祛疑。据成书后统计，全书共出校勘记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引用史书、子书、类书、字书、文集、笔记及明清民国总志、方志数百种，这是对《肇域志》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如同笺证一般。本文不能对此缕述举证，好在装订成册的《肇域志》原稿与校样尚保存在社内，异日或有可能当翻检概括，辑集成文，作为编辑工作甘苦的一夕谈，以备后来者参考。

　　除了组成有甘于奉献的精悍编辑力量审稿外，社领导张晓敏还调动其他部门力量全力支持。如委托当时已年过七十仍在效力的经验十分丰富的有副高级职称的前任校对科长林虞生先生任责任校对。林老先生私塾读经出身，学问杂博，从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伊始就加盟本社，一生阅稿无数，纠正各书编辑失察者无数，全社上下有口皆碑，享有崇高的威望。林老先生担起责任校对重任，相当于增加了一道保证质量的铁闸。他对原稿的多处质疑均受到王文楚先生的重视与推敲。林老先生对全书标点、校勘、目录、索引乃至版式、封面、插图、装帧、字体、字号等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促成了《肇域志》整理本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气度恢宏的出版。

　　责任编辑蒋维崧曾对王、林二先生戏言：三百多万字的《肇域志》整理本出版，化身千百能为学界利用是一大幸事。由于是资料长编，今后不知有几人能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而我们三人（王、蒋、林）各自都全帙读了二三遍，此亦是可以引为自豪之事也。

　　三

　　最后，本文拟从出版者的角度出发，综述《肇域志》从策划到编辑成书的心得，或许对后人能有所启迪。

　　（一） 锲而不舍，不懈追求意义重大的大型选题。

　　如前所述，文革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已有整理《肇域志》的规划，并已开始了部分工作。1982 年3 月规划办立项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整理工作会议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委派资深编辑郭群一参加了会议讨论，不失时机地掌握了最新的动态信息。当规划办属意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尤其是中华书局编辑已深度参与了工作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仍不放弃努力，多次向规划办李老申述，并强调本社承担任务的有利条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获得规划办李老的批准，于1986 年同意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们作为《肇域志》的责任编辑，在出版完成后取得两个效益又获得诸多大奖荣誉时，不能不对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的敏锐决策与不懈追求表示由衷的敬意。事实证明，这一完全合乎程序的出版机构转移的决策是正确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不负李老和规划办的厚望与信任，很好地完成了出版任务。

　　大项目出影响，出品牌，出队伍，出人才，出效益。《肇域志》出版后，屡获地方上各种奖项，尤其难得的是，2007 年，经专家严格评审，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由此延伸，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策划编辑出版了《顾炎武全集》，《肇域志》的整理出版为成功编纂《顾炎武全集》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2014 年，《顾炎武全集》又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经几年销售，《肇域志》已完全追回了投资并有盈余，达到了两个效益并举的效果。我们的编辑队伍也在大型项目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增长了底气。

　　（二） 实施大型项目的难度预判与应对预案。

　　大型项目从立项、实施到最后完成、产出，当然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各种不可预见的因子会影响、干预项目的进展。这就必须有预判，作者与编辑两支队伍都必须有梯队意识。以《肇域志》为例，1982 年项目起动时，原设想是以沪本为底本的，实践了约半年，发现不妥，方改以滇本为底本。这就是实践出真知，也是一种不可逆料的意外曲折。从整理人员讲，工作开始的1982 年，领衔的谭先生已年过七十，尽管仍很健旺，也并未想到以后会有那么多年的波折，但是他仍极富远见地对当时刚年过五十的王文楚先生委以重任，决定由王先生负责复旦二十七册的覆校定稿（直到最后，连云南的十三册也是王先生审定的）。这个委任极其得当，真可谓慧眼识英才。谭先生去世后的多年里，是王文楚先生仍在不断审核覆校并与出版社联络。自2001 年起的三年寒暑假中，王先生前后四次，每次一个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真可谓居功第一，无出其右。从出版社立场讲，紧紧抓住水平高又肯实干的作者，全力与其配合，这是大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另外，项目启动时，谭先生即命当年还是博士生的葛剑雄担任《肇域志》整理工作的学术秘书（葛先生并承担了第四册苏州府、第九册莱州府的点校工作），始终掌握上海、云南两地的工作进展动态，参与中枢协调，这也体现了谭先生的深谋远虑。当二十年后的2002 年，《肇域志》为山九仞，有待最后冲刺发稿时，葛剑雄已是复旦史地所所长，就是他以谭先生遗留项目的名义，特批王文楚先生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假期，有力地推动了《肇域志》的高质量发稿。

　　（三） 完成大项目的必要牺牲准备。

　　大项目拍板后，作为接盘方的出版社应信守承诺，不为市场形势变化左右，组织队伍，克服困难，在约定的期限内将项目进行到底。出版界不成功的或失败的大项目不乏其例，悄无声息者、不受市场待见者有之，中途下马、壮士断腕者亦有之。当然其中各有原因，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事后诸葛亮易当，而当事者所处的境况难以体味。但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不直面问题。以《肇域志》为例，也是有教训可吸取的。要是没有当年张晓敏的果断决策与组织，难道就让《肇域志》整理稿再沉睡几年么？真正有价值的大型项目，尤其是资料原典，必然为学界瞩目而必备，虽不是畅销书，但一定是长销书。从长远看，做到质量上乘是不会亏本的。赵昌平先生有句名言，成功的大型项目是个蓄水池，引入水源自然需要不菲的成本，一时的效益也不可能十分明显。但从长远看，将会源源不断获益。管理者应当努力分解经济困难，合理摊薄成本，信守承诺，按期出版，即使亏损，也得实施。这关系到出版社的信誉，并非小事。长期坚持，就会收获品牌效应。另外，上文也提到，大项目锻炼了编辑队伍，这也是投资的智力回报。在计算项目效益时，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回收。

　　王文楚先生曾对责编讲，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随从谭其骧先生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另一件事就是主持了《肇域志》的整理工作。这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王先生在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过个人的历史地理论文集，有很好的学术口碑。另外他还整理出版了《元丰九域志》与《太平寰宇记》，尤其是后者，是含校勘记亦有三百万字的北宋地理总志。责编曾问他，整理《太平寰宇记》与《肇域志》何者更难，工作更繁重、艰巨？他说无疑是《肇域志》。顾炎武编撰《肇域志》费“二十余年之苦心”，整理出版此书亦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曲折，冥冥之中，岂是天意乎！

　　也是谭其骧先生的高足并参与了《肇域志》整理工作的周振鹤先生说：《 肇域志》不能算顾炎武一生学术的代表作，但是《肇域志》的整理本却是古籍整理的典范。这是十分精辟允当的评价，即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也。

　　（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