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盛行，“谭良知者盈天下，而议良知者亦盈天下。议之者曰禅也，谭之者曰圣也，纷纷呶呶无虚日矣。……而管东溟、李卓吾、何心隐、林兆恩之徒，则又立为三教一家之说以附和之……盖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一大为沦晦焉。今其余焰，尚未熄也”（《学统》卷四十九），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而随着明末社会矛盾的不断尖锐，特别是明清易代后，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历史，批判晚明空谈风气，强调力行，重树程朱理学的“正统”大旗。熊赐履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熊赐履（1635 —1709），湖北孝感人，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晚号愚斋，世称孝昌先生、澴川先生。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累迁国子监司业、弘文院侍读、秘书院侍读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经筵讲官，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以票拟错误罢职，后起复为礼部尚书，复官至东阁大学士。时人称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及其退而讲学于金陵也，以卫道为己任，崇正黜邪，信从者愈众”（《李振裕序》）。

　　熊氏生平治学，服膺程朱，力辟陆王，提倡默识，主张笃行，认为“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居敬穷理之言，实与尧舜精一、孔颜博约之旨先后一揆。圣人复起，殆不能易也。……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学统》卷九）。强调“洙泗之统，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学，惟朱子汇其全”（《清儒学案·孝感学案》）。

　　康熙十五年（1676），他退居江宁，于清贫艰难的生活中，“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唯独坐江楼而已……枯怀如此，欲如古人饮水著书，大肆其力于文章”（《经义斋集》卷十一），完成了《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书的著述。

　　是书上起孔子，下及明末，“为之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勿滥，庶几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学统自序》），力图讲明儒学之源流派别，接千古正学之统，“以垂教于天下后世”（《高裔序》），集中反映了熊赐履崇正距邪、立言卫道、捍卫理学正统地位的学术立场。

　　是书绍往开来，站在理学的立场上，系统梳理评判了从先秦到明代各派学术的发展脉络、思想观点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分别将其划归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个门类中。全书五十六卷，卷首立有学人小传，考证行实，阐述其思想观点及代表论著；其次，则摘录历代名儒主要是程朱一派学者评价之言论“最切当无弊者以为断”；卷末则以案语形式表明著者观点，对该学人或学派做一总体的概括评价，论述其学说得失。其中，对于杂统、异统，熊赐履认为“其学既差，其人自可废”，故不再详述其“言论行迹”，只是摘取立场严正的“吾儒距辟之辞”，“以为后学之鉴戒”（《学统凡例》）。

　　《学统》版本，可分为五十六卷本和五十三卷本两个系统，前者实际多出对文中子、苏子、陆象山、陈白沙、王阳明五位学者的论述批判。本次校点，以《四库全书存目》所收中国科学院藏康熙二十四年刻本（五十六卷）为底本，以《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北大图书馆藏康熙二十四年刻本（五十三卷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孝感熊氏家藏本（五十三卷本）为校本，参考相关学人论著及正史列传。遇有异文，一般只在校记中列出。如系明显错字或误写误刻者，则径直改正。本次整理，除原有十一篇序跋外，还补录有高士奇序和夏震武序，以供学者参考。

　　（《学统》，［清］熊赐履撰，徐公喜、郭翠丽点校，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定价76.00元）